我的母校实在就是我的书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韶光,可以说都用于学习。边成家育儿边学习,边工作边学习。学习了一生,可没甚成就。可见一个人要成材,青少年时的学习是多么重要。
要说是母校,我中学、大学和后来的学习,都可以算作母校。
我的高中毕业于1979年,是安徽天长县中学。当时,学校不太抓教育,我们倒是学工学农了不少。学校有农场,夏收之时还赶往州里为农夫收割。在学校的农场倒是有一二记忆可记。一次挑土,从大埂下把土往大埂上挑。我当时个子小,可也顽强去挑,两只小畚箕,堆上半筐土,我挑起飞跑。这样来来回回,跑上跑下。这样一个小个子少年在人丛里飞跑的情况被一个现场的记者抓住了,他写成报道在大喇叭里播出来了,我一下子被作为后进转化的典型。于是我更卖力了,小小的我这样几天下来,终于感到有点不对劲,一次手一摸屁股的裤子,裤子结了痂,才知道屁股已经磨破了。说到屁股,尚有一件险事,一年在学校农场崴藕,水不深,但要不时把身子歪下去摸藕,孩子崴藕没穿裤头,光屁股。我崴着崴着,感觉屁眼那儿痒痒的,我用手一抓,妈呀!一只大蚂蟥正钻我的屁股眼儿,一半已经拱了进去,我抓住表面的半截,费了好大劲才把这家伙拽了出来。好家伙,它若钻进我的肚子,那将是怎样的效果?我的血还不给它吸光?
就是这样的劳动,也磨灭不了孩子的天性。我们当时有无穷的精力,会使出各种新奇的招数。有一次去农场劳动,要自带铁锹,我骑上自行车,将锹用绳子拴住,扣在自行车后杠上,拖着走,铁锹在水泥路上摩擦得哗哗响,我很高兴,一路向北门驶去,上了护城河大桥,碰到同学比赛,看谁骑得快,我低头猛踩,就看铁锹在地上擦出火花,更得意了。可终于还是出事了,铁锹随着车身两边甩,一下子碰到了一个老妇人的脚鼓拐,老妇人坐在了地上,嘴里啊哟啊哟,我一时没了主意。幸亏有大人过来,带到医院一查,没事!可还是肿了起来,害得我妈拎了一篮子鸡蛋上门致歉。
除劳动之外,我们就是逃课。打架、上树、游水,偷桃偷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社会变化了,高考规复了,学校开始抓教育,我们被老师鼓励着,我忽然喜欢上学习。先是喜欢上数学,留恋因式分解,每天中午不睡觉,跪在大桌凳上(孩子喜欢这种姿势),趴在桌上做题。徐老师和谢老师承包我们班似的,他们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养学。两位仿佛吃住都在班上似的,早自习在,晚自习也在。他们热切地爱着我们。我进步很快,先是进入班里二十名之内,之后考尖子班,我以第十七名考入。
但是,第一年的高考,我还是落榜了。
几年后,我到地域的银行学校,开始学习金融知识。可我当时已经喜欢上文学,每天留恋于天下名著,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我入学时由于语文考得较好,一开学就让我当写作课代表。语文考得好主要是靠“蒙”。我当时不是喜欢文学了吗?恰好当时报纸上大肆宣传张海迪。《中国青年报》还登了大幅照片。张海迪一头乌发,笑得悦目。我就剪了许多张海迪照片,夹在书里。测验时,作文恰好是一个“励志”的题目,我就举了张海迪的细节,比较生动,而且时效恰好,于是得了高分。更争气的是,刚入学不久的第一次作文,我又是全班第一。写作老师个头不高,姓王,衣着邋遢,可精力飞扬。他喜欢喝酒(身上总有酒气),喜欢杜甫。他微昂着头大声念我的作文,在讲堂上走来走去,把同学们的激情也弄得昂扬,女同学甚至都有些激动了。我们上学的地方叫作滁州,那地方有一座琅琊山,产生了一篇巨大的散文《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而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我写的题目就是《雨中游琅琊山》。时节正是春天。春雨时下时住,把古老的小城弄得水汽淋漓。我当时比较矫情,在作文中就打了个比较文艺的比喻:“如果说琅琊山是滁州的乳的话,那么南湖就是滁州的眼。”滁州城内尚有一座南湖。沿岸植柳,雨落湖中,岸柳含烟,所以我就这样比喻了。王老师念到这里醉眼更朦胧了,脸上都有了些绯红。于是作文在班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鼓励了我写作的热情。
由于偏科,其他效果就差一点。而且越偏则越偏,上课时我索性就看小说,《复活》《老古玩店》《父与子》(屠格涅夫的)《红与黑》——实在也很难弄懂。真正弄懂每本不看个十来遍?也就是一个囫囵的印象。我后来不停认为天下名著是给青少年创建一种审美关系的,创建一种对天下的好奇心。有一个时期,我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没有文学,只有一部《红楼梦》。我是极信托他的。于是买来《红楼梦》看,看不下去。我又上街买了一套,将这套撕开,一页一页折起来看,之后则选择性誊录。这样越抄越多,慢慢明白了些,对林黛玉的小心眼,对薛宝钗的智慧调皮,对史湘云的蛮憨劲,都有了认识,慢慢便喜欢了起来。读《红楼梦》时期,我还同一个在镇上银行工作的女孩子通信。我们写了许多信,谈读书,谈理想,谈未来。她后来把信全退给了我。可惜有一回我不在家,那些信被我父亲一把火烧了。
阅读的同时,我开始了创作。那篇《雨中游琅琊山》投到省里的一个内刊,竟发表了,得了三元钱稿费。王老师让我写一篇小说,说给先容到地域文联刊物《醉翁亭文学》,我在宿舍桌子前拉一道帘子(一个宿舍住八个同学),躲在内里写。写了一个抒情小说《没镂碑文的墓碑》,有八九千字。王老师夫妇都给看了,用铅笔划了线,改了错字,他就转交给地域文联的袁老师了。过了好几个月,袁老师叫我过去,文联在地委大院内。大院里随处是树木和藏在树木里的一幢幢老楼,小道弯曲,蝉鸣窅幽。找到文联,袁老师叫我在沙发上坐,屋中昏暗。袁老师说,小说故事性差了,抒情性太浓了,建议我重写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不能用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芳华就是有韧性,越打击越顽强。我开始往表面投稿,《芳华》《青年文学》《青年作家》《丑小鸭》……当时刊物多,买本杂志按杂志上地点寄过去就是了。可多数是怎么寄过去又怎么寄返来,最多是多了一张铅印退稿信。同学们都没有什么信,就我信多,而且都是这种老厚的信封(信封上印着通红的杂志社名称)。时间长了,被同学讥笑——癞猴子想吃天鹅肉!作家那么好当的?我逆水行舟,孤军奋战,孤独求荣,终于在三年的学业即将竣事,临毕业前,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那是1986年,刊物是北京的《丑小鸭》。
《丑小鸭》!太巧了!我当时真正是只“丑小鸭”。
但是我能酿成白天鹅么?
□苏北 2022年11月28日《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