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留白是孤勇者的否定姿态
我们为什么都爱庄子?因为他的人生观可爱!
为了自由,他把一生都活成了“留白”的风景。
“留白”的人买卖味,最早就出自庄子,而且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人顽固的审美性格,甚至成为人们拿捏全部精力生活的分寸,赏析人性的尺度。
两千多年前,庄子所处的“人间世”,就已经被人的欲望挤满,他保持着低到“摇尾于涂”的身材,在生存的缝隙里,思想有了氧气和盘旋的余地,他便与仕途绝缘,也不再与圣贤接踵。当他告罄人间之累后,内心便“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了,这就是庄子对“留白”的告白。“室”是心房,庄子说:人啊要给心灵留白,不要塞得太满。这与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人啊勿过度”,何其相似。
看来,人之初的理性觉醒,东西方险些同时,而且悲剧精力同源于“虚室生白”或“勿过度”的理性训诫,心灵有空间了,灵魂才有地方住,是人要过的精力生活的共同诉求。
庄子用“留白”为生命减负,将人生的负重减持到死亡的脚边,让死亡教育活着的一切。想想死亡,活着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于是,顿悟之人,怀着出尘的愿景,爱之、美之,从未疲惫,但能亲之、行之者,算一算,魏晋名士,可弯双掌,算一丛;南宋梁楷,亦可令人弯下一指,算一个,因其有“留白”的画风传世,不但有“留白”的笔墨意趣,还身体力行,“留白”了一个人的汗青。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梁楷用“留白”的笔墨画李白,也学李白出宫,当他“挂金带”出宫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也就“留白”了。梁楷不外是为皇家服务的“匠人”,王朝史原本也不会给没有功名身份的匠人“立传”。南宋人更没有留下这方面的采访记录,不外,这并不重要,从“李白”以及梁楷的全部作品的气质中,我们已然看到了他的心灵自洽和精力自理能力。
在《走进宋画》一书中,用庄子的“留白”人生观谈梁楷很过瘾!便想问一问庄子,用“留白”谈孔子,是不是更过瘾呢?
偶然,一个顿悟,会让我们甘愿放弃生命的积累,去掘一座“自我否定”的坟墓,无论不幸或荣耀,埋葬过往的一切,看起来更像一位“孤勇者”。在“至乐的悲剧身影”里,我们从梁楷回到庄子,恍然两位孤勇者的蒙太奇叠拼,呈现出别样的幽默灰度,在《庄子·寓言》篇里显影,读者可以观看庄子怎样埋葬孔子的过往,并让孔子扮演一个自我否定的孤勇者出场。
懒散冷幽的庄子,却拎着一副热肠讥讽人间,为“留白”做清道夫,他又何尝不是一位孤勇者呢?庄子的孤勇如那位“徐无鬼”中的“大匠斤人”,抡起斧子嗖嗖,“运斤如风”,横扫装饰在人性鼻尖上的“白粉”,将人性多欲的枝杈砍伐干净,与整个知识意义的天下决斗。当把斧子抡到了孔子的鼻尖上时,他开始歌颂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其实,是他把那“五十九非”全部砍伐干净,仅给孔子留一个六十岁这一年作“瞻前顾后”的决议。这大概是庄子很自得的“留白”作品,他否定了孔子“此在”从前的全部过往和汗青。
那么,庄子对孔子是加持还是减持呢?人们都会为这句话博识的修辞锋芒而击掌。为什么击掌?因为庄子这句话的奥妙,就像一柄双刃剑投向存在主义的古老湖面,激起的是否定姿态的浪花。
庄子还说过一句话,歌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觉悟,说孔子活到六十岁时,终于觉悟了,靠近了“大道”。但庄子只给他点了一个赞,仅点赞孔子六十岁这一年。五十九岁从前呢?皆非啊,都被庄子“留白”了,所以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说孔子很了不起,勇于对自己前五十九年进行整理。正是这种自我否定,才使孔子六十岁这一年得到了庄子的由衷惊叹。
以本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一种“留白”的生命艺术,但却是对汗青的反动,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对自我的背叛要有无量之勇,“自斫”是东方意味的悲剧精力。
其实,没驳倒可言,还有谁能像庄子这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孔子呢?可我们还是怀疑庄子的立场,想探究他究竟怎么看孔子,是加持?还是减持?那是由于我们固执于平素对孔子和庄子形成的思维定式,当我们试图给出“加持孔子”答案时,似乎又感觉到一股减持的幽默正在靠近“加持”的身后,讽刺我们偏见里的“杠精”庄子。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陷入风俗的洞穴,因而丧失了洞明的敏锐。其实,庄子不外用最经济的一语双关,顺带减持了孔门弟子及其儒家学派。
庄子一语双关,妙趣何其幽远!可怎样解“妙”呢?
如果我们用4月份来比喻孔子的60年,那么4月30日的孔子,早已经不是4月1日的孔子了。然而,孔门弟子及其跟随者却仍然抱着4月1日的孔子死记硬背,用4月1日的孔子去明确孔子的一生,是对孔子将来的无视和反动。4月1日的孔子,不是进行时态或完成时态的孔子,刻舟求剑、抱残守缺,怎能懂4月30日的孔子所到达的新境高度呢?如果说孔子“吾从周”是4月1日的主张,那么4月30日的孔子早已否定了“吾从周”,而是越来越靠近自然大道了。当然,那是道家的“道”,一个关怀个体内在自由的“道”,所以道高于礼,道家高于儒家。而孔子后学却把“干世主”、“作帝王师”作为儒家学派单一的学术目的,严重损害了孔子思想的意见意义、包罗孔子的品德形象。他们把孔子塑成偶像,摆在皇家的孔庙里,接受皇帝的赐封,却浑然不知他们将招致的教养效果。
用发展的眼光看孔子,只有庄子做到了。有人说庄子是颜回的门生,而颜回是孔子最自得的弟子。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孔门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各自为说,各自成派,庄子居道家之顶峰,又何尝不是一说一派呢?
据《论语·阳货篇》载,孔子对子贡说,我如今想沉默不语。子贡急了,说,老师若不授课,门生们记录什么?学习什么呢?孔子答复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天说过什么吗?自然大道,四季厘革,万物生长,天又说了什么?天并没有把这些自然厚生给人类的大道据为己有,也没有试图让万物生长对它感恩戴德,这就是一种自然规律。
孔子两次不辞远途向老子求教,想必深深领会了大道无言也无为的思想。庄子在《知北游》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贤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儒道渊源相互加持,而流长各异,庄子于其中薪火相传。
庄子“躺平”在大地上
庄子终其一生,都在以一种绝对个体的“躺平”姿势示人。
《走进宋画》一书里,谈到梁楷的人物画,谓之有一种“狂禅的悲剧精力”。“禅宗”一脉,以佛的加持为肇始,更有本土庄子的人生哲学为底蕴,而孕育了“狂禅”的新地步,所以又称为“庄禅”。
在中国,“狂禅”既没有走向庙宇教堂,“狂禅的悲剧精力”也没有走向舞台,去教养大众,而是阔别家国情怀,阔别普渡众生,甚至否定知识,挑衅共识,叛逆群体,鄙视传统,只为回到内心。因此,它营造的东方悲剧精力,则完满是个体化的。
“狂禅的悲剧精力”与佛教情怀不一样,但凡宗教都要“普渡众生”才会拥有信众,而“狂禅”则唯宗渡己,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说:“佛教有渡人的度量,庄子有渡己的格局。”“渡己”,似乎更适合表达这个下沉的期间。
什么是“下沉”期间?就是年轻人高喊“躺平”,公布“与自己和解”的期间。作为工具人拼搏的意义付水东流,而作为代价人赋予个体的新代价观还未生成,自己不会赋能自己,拜佛无门,只有“躺平”、“和解”。“众生”太多,“佛”也忙不外来;在夸大个体的期间,“渡己”迫不及待。怎样渡己?像庄子那样回到个体渡自己,回到自我才能和自我和解。
庄子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是一位绝对的个体者,用自我的眼光看待天下,这个外化的天下便没有什么勾引的力量可以或许入侵他的内在。因此,阅读《庄子》,大概是“下沉期间”最好的一部启示录。
孟子曾放狠话说: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庄子没有孟子那样的圣品德局,他把自己降低到泥沟里,去探求一个人活着的自由地步。比力起来,以庄子的方式谈本日的躺平,似乎更符合宜。那么“庄子渡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格局”呢?
如果我心即是宇宙,它就有宇宙那么大;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服从独立品德,它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宗教”。庄子是自己的先知,是自然的信徒,他在“逍遥游”里,把自己渡成了北冥之鲲,化而为鹏,鲲鹏展翅,其大不知几千里,一怒而飞,其翼遮天蔽日;在“大宗师”和“秋水”篇里,他又把自己渡成了苟活于江湖却自由安闲的个体,渡成了宁肯“曳尾于涂”而拥抱大地的爬行之鱼。
要么做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鹏鸟,要么做一尾特立独行的至乐之鱼。庄子以“独与天地精力往来”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他意识到除非自我回归否则无法享有绝对时,便转身投靠了自己,回到自我,小大由之,在自由精力的宇宙里,自我救赎的方案会生出无穷的变奏,每一个变奏,都像是前锋性小剧场里的一出探索性试演。
庄子在“齐物论”里,还做了一个闻名古今中外的美梦。一直以来,人们对这出美梦甘之如饴,围绕“庄周梦蝶”的鲜花从未曾枯萎过,那只洋溢着浪漫诗意的东方古典精力之蝶,固然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却蕴含了万物同等且互为转化的后当代勇气。
人和人的同等,是自人类发生品级分化以来的人类抱负,而人与物的同等,则是人类对自己凭借理性的良好感,对自然万物的强势和霸权恶果的后当代自省,这种自省早在庄子就先知先觉了。
庄子的“寓言”篇,句句醒人,预言了作为“物上人”和“人上人”——他们以智慧和财产显示出人类“良好”的堕落。
为了保持他作为自然的产物和万物同等的灵魂原生态和精力原教旨,他索性阔别那些越来越异化或变异的人类欲望,躺平在天地之间人类初生时的产房里,就像在科林斯广场上躺平在破木桶里的野狗第欧根尼。这位犬儒派大哲,懒懒地与亚历山大大帝东一句西一句抖着自由的激灵,惹得大帝顿时涌起做“野狗”的激动。
若不是千年来人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堕落重演,我们怎知庄子是人类躺平者的先知和先驱呢?又怎知他那万古哲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内奥?若不是进化论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张“催命符”,生命本来应该是一场慢慢走向黄昏的美轮美奂的梦乡。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庄子答复说“此之谓物化”。既然万物同等,就可以互为转化。他在万物同等的兴趣、在蝶化的高兴中,渡己到物我两忘的地步。“养生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出自《庄子·内篇》。“主”是“重要”的意思,一个什么样的期间使得“养生”变得如此重要?当欲望拥堵的期间到临,哲学家们不得不转而为朝生暮死的隆重探求人生中段的活法儿?
庄子活在权利下移和权利分化的期间,也是围绕周天子共主的封建诸侯们争权夺利最猛烈的期间。
期间变了,社会在转型,但是,源自西周定调的民本主义集体潜意识语境未变,相反顺应民意正顺应了新生代为新政权探求合法性依据的期间潮流。新生代将旧期间即将消灭的民本理性彻底工具化,个体作为唯一的独立本体,再次沦为民意的一份子。哪怕再底层的群体,只要贴上“民意”的护身符,就有翻身的可能。而个体一旦脱离群体依赖或丧失社会身份的通行证,便会成为没有任何保障的、孤立的弱势个体,因此,群体主义体系里弱势的永世是个体。
作为绝对个体的庄子当然无疑地绝对弱势,可在他的谁人“下沉”期间,他却仍能以思想的力量特立独行,为孤立弱势的个体寻求一条奇妙的“幸福”通道。这条“奇妙的幸福通道”在那边?
它就在牛的骨头缝里。庄子在“养生主”里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位高级庖丁为梁惠王杀牛,他把满身心都融入到牛的骨头缝里了。但见庖丁手触之、肩顶之、脚踩之、膝抵之……随后便听到皮骨相分离的唰啦声连成一片,游刃在皮骨之间的嚯嚯声首尾相随,甚至完全合乎音乐的节奏。动作流通,若随“桑林”起舞,如和“经首”节奏。把梁惠王看呆了,连忙鼓掌,啧啧惊叹:“善哉,技盖至此乎?”你杀牛的技艺盖了帽儿了!庖丁放下手中的刀解释说:我喜好的是“道”,技艺不外是小菜一碟。接着,他向梁惠王揭秘了他的杀牛之“道”,而不是杀牛之“技”。所谓“良庖岁更刀”,可他的刀十九年杀牛数千,刀刃仍然如新。因为,他与牛是“神遇而不以目视”,所以,他可以在牛的筋骨皮肉缝隙间游刃有余。梁惠王听完庖丁的话,鼓掌称快:“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对,讲的正是“庖丁解牛”的故事。
梁惠王听明确了,在滔滔逐利的庸众中,要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独行幽径,以“逆行者”的姿态,争人之所不争,见人所见不到的优点,像庖丁手中的刀,十数年游刃于牛骨的缝隙中,虽曲折但不会折戟逐利的沙场。
“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讲了两千多年,竟然越讲越缩水,越固化,越流俗为一句仅须背诵的成语,又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主流语境中,完成了向“鄙谚”的富丽转身。庄子“养生”哲学的原教旨,就这样被简化“技术纯熟”和“遵照自然规律”的教条训诫。以至于庄子的后学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寓言”期间,向庄子学习借寓言而说实话。
这则寓言所寓意的意味深长的讽刺,激活了那些埋藏在生命深处的、甚至一生都不曾动用过的自救本能,在梁惠王的释然中清醒起来。原来庄子在夸大独立的个体人生。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是一个生活在夹缝期间的自由人的独特的生命轨迹,是一个人归隐在自己慧眼选择的低调而曲折的生命之途中。做一个游刃有余的隐形人,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亦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要像庖丁解牛那样,以敏锐犀利的见识,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活着。
其实,人欲横流、阴谋丛生的期间,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要活着!一般来说,活着包罗生存和生活。可生存与生活还有不同,生存仅仅是满足人的自然本能,而生活则要讲究精力质量。像庄子那样活着,是因为庄子提供了讲究精力质量的、活着的样式。
布满刀枪剑戟的犀利现实,敌不外庄子思想的犀利,他披荆斩棘,在“争利”的丛林里找到了活着的缝隙,固然那缝隙被扭曲得如牛骨筋皮般的纠结缠绕,但只要练就庖丁好“道”的独特视野,就不会像杨朱痛哭歧途,渡己时可以或许于纷纭中识别属于自己的弯道,然后躺平在自己的精力弯道上,他人便无法入侵。
有关做人的品位,庄子决不当协,甚至彻底到躺平。他就像一个灵活的大地之子,躺平在自己绝不苟合现实的独立土地上。他散发着快乐,像一条想飞的至乐之鱼,躺平在《逍遥游》的自由天空上;他获启了梦蝶的悲悯,像一只物我两忘的蝴蝶,躺平在《齐物论》万物同等的芬芳里;他发明了“底层逻辑”的生存之道,像那位洞彻的庖丁,躺平在《养生主》的独立弯道上。
就在我们为“躺平”而放肆烧脑去质询生命的意义之际,不妨看看躺平的先辈庄子,其实,他早已给出了自由、同等、独立的品德精力的温床,这才是庄子渡己的格局。
庄子与惠施辩说,为什么总是庄子获胜?因为惠施先死,书是庄子写的。哈哈,活到末了才是赢家,要像庄子那样活着!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北京期间华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