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地步。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情势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醒目人情心态。死险些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光阴里，我由于敢于仗义执言，险些把老命赔上。当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如许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竣事，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尔中我没有像老舍老师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胡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羞耻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抚躬自问：我是个有修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知己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心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代价……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光阴，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很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蹊径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担当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对待生存，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必要极大的勇气，偶然甚至必要极硬的“骨气”。汗青上，由于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老师，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生齿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题目，竟酿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诛讨。面对数百人的驳倒，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衅。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衅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只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驳倒者降服佩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由于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心，敢于对峙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老师，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劫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代价，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固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气力。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如今，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担当我们老辈人所担当的那种苦难，他们应该生存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固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剧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当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大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运气融合在一起才有代价，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寻求，总是眇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向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视，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气力。
本文选自季羡林《忆往述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