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三门生安吉丽娜发现，本身选修的一门秋季研讨课从课表中消散了，她本以为是教学网站出现了技术性题目，直到她发现了，并不但有她遇上了这个题目。

在今年秋季，哈佛本科生学院取消了至少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系。无一破例，这些大多是文科专业，消息一出，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热议，但只有少数学院负责人对此作出了回应，来由无非是西席告假、离职或者转入其他项目。

2024年，哈佛大学校报《深红》发布消息，本科学院取消了至少20多个系30多门秋季课程，其中文科专业是重灾区

但在安吉丽娜看来，这只是一种托辞。她告诉南风窗，她猜测，这一决定可能与艺术与人文学院之前要求门生提前一个学期注册课程的新政策有关。大概在当时，学院就想通过提前确定课程注册人数，进行某种优化。

在众多文科专业中，历史与文学的研讨课受到影响最大，被取消的课程包罗“从莎士比亚到杜阿·利帕的英国软力气”“购物中央的马克思：消费文化及其品评”“环球变性史”“北美土著性别与性”“拉丁美洲种族的形成”以及“环球资笔器义历史”。对于感兴趣的门生而言，他们几乎难以在课表中翻出更换品。

即便是哈佛大学，也不得不面对所谓“文科衰败”后的世界。在2022年，哈佛只有7%的新生筹划主修人文学科。像研讨课这类本就是旨在运用小班化特质，拓展互动深度的课程，也由于过于小众面对被腰斩的田地。

文科死亡，在全世界形成了一股浪潮。不少国家就面对着人文学科专业结业人数不断降落的题目。当新冠疫情的发作、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时，诸多高校都选择对“边沿学科”开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包罗中国，都在这场文科取消潮中履历着不同程度的颠簸。

2024年3月，英国肯特大学宣布渐渐淘汰6个学科领域的课程，包罗艺术史、人类学、康健与社会关怀、新闻学等

很显然，“过分乐观、拥抱文科热潮的千禧一代”已正式成为过去式。无论是经济情况，还是社会评价体系，都在敦促Z世代低沉等待，选择更务实的方向。在现在，攻读理工科被视为一个“精确且明智”的选择。

新尝试

哈佛决定取消至少30门秋季课程并非忽然之举。

从去年筹划合并小语种专业开始，哈佛便已有意识地调整了人文学科的发展方向。

去年9月，哈佛校报《深红》获取了一份内部文件，其中具体列出了哈佛艺术与人文学院战略规划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发起。这些发起就包罗将现有的三个语言专业和一个辅修领域整合为全新的“语言、文学与文化（LLC）”。

提议引发了反弹。哈佛一些语言学传授提出了猛烈反对，筹划临时搁置。这些传授表示，之所以拿这些专业开刀，是由于本科生人数较少，而成立LLC的真正目的是将来进一步合并，乃至是给废除这些“小部门”铺路。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过去十年间，哈佛大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门生比例连续降落，从15.5%降落到12.5%。与此同时，该校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的门生比例却从15.2%上升到22.1%。

在20世纪70年代，这所学校就读人文学科的门生比例靠近30%。从15年前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哈佛大学英文专业的门生人数淘汰了约四分之三——在2020年，这所7000多人的大学里，只有不到60人在学英文专业。

2010年以来，美国文科生比例大幅降落

这与美国的团体趋势根本同等。美国文理科学院人文指标项目的连合主任罗伯特·汤森表示，过去十年，美国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总体降落了17%。

与此同时，尽管新冠疫情打击了环球经济，但在疫情后，哈佛占地50539平方米，耗资10亿美元，设有多个STEM学科的办公室、实验室和教室的奥尔斯顿科学与工程综合楼仍准时全面投入使用，这几乎又是一次明确信号的释放。

哈佛这样“财大气粗”的学校，尚有余力折腾如何革新人文社科部门，但对于大多数资金不足，或是体量不大的高校来说，疫情后大规模减少人文社科项目，几乎成了一种最具效率的解决方式。

其中最激进的，要数西弗吉尼亚大学。去年9月，该校减少28个专业（约占总数的 8%）和裁撤143个教职（约占总数的 5%），以应对4500万美元的预算缺口。这一调整几乎波及教诲系三分之一的教职岗位，同时完全取消了世界语言系的教职岗位。

一时间，门生和教职工群情激愤，纷纷站出来抗议。教职工代表大会还以797：100对校长投下了不信托票。历史系研究生克里斯蒂安·罗威（Christian Rowe）品评说：“这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家企业，这些提案剥夺了门生的教诲时机和教职员工的工作时机，只会减弱这所学校。”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门生对学校取消部分人文课程的抗议

但这并没有改变既定的实际，减少方案几乎没有修改就得到了董事会的通过。

文科尚有什么价值？

文科阑珊，是个环球性的题目。经济合作与发展构造的五分之四的成员国陈诉显示，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降落。

在这股浪潮中，有的大学是迫于财政压力减少人文学科，有的则是出于对“教诲上风”进行结构性的优化，也就是把跟不上时代的文科专业淘汰掉，去拥抱更具竞争上风的STEM学科。

2023年2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玛丽蒙特大学董事会就同等投票取消10个专业，其中大部分是人文学科专业。在此之外，它还取消了英语与人文科学的硕士学位项目。

这一决定引发了师生的猛烈抗议，尤其是思量到玛丽蒙特大学还是一所以文科教诲为底子的综合性天主教大学。然而，董事会对此表明称，这一决定并非出于财政缘故起因，而是为了重组资源，将更多投资倾向可以或许为学校带来竞争上风的领域。

不能否认，对于不是依仗杰出校友捐钱，就是依靠政府拨款的高校来说，能带来更高回报率的选择，就是大力发展STEM学科，并等待着能培养出几个在人工智能或是天然语言处置惩罚方面有所作为的杰出青年。

这也不能怪一些综合性大学守不住初心。毕竟，大力发展STEM学科，并将学科价值进一步量化，也是国家层面的共识。

2024年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大学结业生劳动市场统计陈诉》显示，薪资靠前的广泛为STEM学科

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教诲改革，针对担当联邦资助的本国门生，大幅进步人文学科学费，同时下调“就业导向”学科的学费，旨在引导门生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专业，以促进经济复苏。

具体而言，科学、卫生、农业、数学等学科的学费降落20%至62%，商科和法律学费上涨28%，而人文学科直接上涨113%。这意味着，如果本地门生就读“适合就业”的专业，每年仅需付出3700—7700澳元，而如若选择完成一个人文学位，则可能需耗费约4.5万澳元。

这在短期内，这可能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但当齐备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时，这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教诲的基准线，也让人文学科的价值变得更加含糊。

文科尚有何意义？这几乎是全世界都在反思的题目。

上个月底，剑桥大学博士生艾莉·卢克斯在X平台上分享她的博士论文《嗅觉伦理学：现代和今世散文中的嗅觉政治》顺利通过，却不测成为了攻击的对象。

艾莉·卢克斯和她的学位论文

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研究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也有人直接嘲讽道：“姐们儿真的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表明为什么讨厌别人有体味是种族主义或阶级鄙视耶。”

这一帖子目前已达到1.2亿的浏览量。

可以说，在一个快速数字化的社会，人文学科不但变得越发边沿化，而是陷入了一种难以自证意义何在的尴尬田地。

乌托邦的终结

早在2010年，俄裔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就曾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左右履历一波政治不稳固的局面。他指出，“就业市场无法吸纳的大量高学历人群”，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博士，是导致社会动荡的紧张缘故起因。他将这一征象总结为——“精英过剩”。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工作岗位变得稀缺，当然，另一个玄妙的变化是，大学里花多年时间阅读人文经典、过着知识分子生存、渴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年轻人，也在结业后发现他们曾经仰望的职业，早已失去公众信托，并走向衰落的难过处境。

但即便云云，许多高校的人文社科传授和从业者，依然执着于某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少传授对人文学科必要更好地向门生倾销本身的观点嗤之以鼻。

去年，美国专栏作家内森·海勒发表了《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英文专业的终结》），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海勒好奇的是，过去几年里，全美范围内的大学人文学科入学人数直线降落，到底发生了什么？

内森·海勒发表《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

一方面，教诲成本的涨幅，总体上超过了通货膨胀。同时，中产阶级的处境，正变得日益不稳固，这迫使他们转向技术型专业。培养社会批判性思维的文科专业式微，取而代之的，是AI、大数据、基因工程等新专业，带来了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力气。

学界一种品评声认为，对文科的边沿化，忽略了它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文化明白力方面的独特价值。就像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散文集《没有国家的男子》说的那样——“艺术不是谋生的方式，它是让生存变得更加可承受的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都是让你的魂魄发展的方式”。

“魂魄发展的方式”，听上去多么悦耳，但对于很多年轻的门生来说，这套“过于浪漫化”的说辞，已经让人感到厌倦和悲痛。当这层瑰丽的保护膜被撕开后，人文学科还能依附什么吸引年轻人？

2024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多是文科专业

这大概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试图答复的题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英文系传授安德鲁·纽曼曾撰文反驳过《英文专业的终结》，但在近来与南风窗的交流中，他坦承，自2008年经济阑珊以来，西席们确实必要更有针对性地资助门生与职业发展创建联系。在他看来，这是他们“欠门生的”。

纽曼还向南风窗保举了一个名为“Humanities Works”（人文学科行得通）的网站。这个网站通过毕竟数据对比，试图打破外界对人文学科结业生的刻板印象，让人看到人文学科在就业市场上并非一无可取。

然而，眼下的大情况已经迫使Z世代变得更加务实。他们的需求简单而直接：寻求稳固和回报。

尽管STEM学科仍旧炙手可热，但当科技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时，许多美国年轻人灵敏将目光转向了金融行业——根据《金融时报》今年6月的报道，约27%的Z世代门生（1997年后出生）正在思量攻读金融硕士学位，而这一比例在千禧一代（1981至1996年出生）中仅为13%。

这种务实的倾向，也渗出进了Z世代更广泛的生存选择中。在美国和欧洲，多代同堂的征象日益广泛。年轻人依靠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也在情绪上寻找依靠。在财政上，他们更偏好储蓄，追求妥当的经济目标，远比父母和祖辈更为谨慎。在密切关系上，他们倾向于推迟结婚或创建正式的伴侣关系，乃至对性生存的兴趣也明显低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开设更多的信贷额度，并且与千禧一代相比，债务水平和拖欠率更高。

美国门生贷款债务逐年上升

如果说千禧一代仍在不可连续的职业路径和低存款的焦虑中挣扎，饱受通货膨胀压力与疫情后经济打击的Z世代则是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博德发现，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18至25岁的年轻人是感到烦闷、焦虑和孤独最严峻的群体。这个数据也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央（CDC）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根本符合。

怀斯博德指出，这些刚成年没多久的Z世代所承受的焦虑和烦闷，不但与他们过去的履历有关，更与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密切相干。

“年轻人不抱盼望，”他这样说道。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贺一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