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东人当年＂闯关东＂，为何宁愿去严寒的东北，也不去富饶的南边

引言：

清末民初，山东大地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场景。饥荒比年，颗粒无收，越来越多的山东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生存之路。按理说，与山东相邻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天气宜人，路程也相对较近，应该是最佳的逃荒之地。然而，成千上万的山东人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他们不畏严寒，不惧艰险，义无反顾地向北进发，踏上了漫漫的＂闯关东＂之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饱经沧桑的山东人，宁愿在冰天雪地中开创新生，也不愿南下寻找生机？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山东人的生存困境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登州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当年春季，天空飘落黄沙，遮天蔽日；夏季，滚滚热浪席卷齐鲁大地，接连数月无雨，地表龟裂，庄稼全部枯死。据其时登州知府刘坤一的奏折纪录，仅登州一地就有十余万人流浪失所。

这场灾荒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粮价飞涨，一斗粮食从原来的二百文钱涨到八百文，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饥民们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以致有人挖掘观音土食用，导致大量百姓中毒身亡。

与此同时，生齿激增的题目也日益严重。据统计，清朝中期以来，山东生齿以每年约2%的速率增长。到了光绪年间，全省生齿已突破三万万，而可耕地面积却并未相应增加。在一些生齿稠密地域，人均耕地不敷一亩，很多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维持。

更落井下石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让农民不堪重负。除了正常的田赋外，还有练兵费、海防费、河工费等各种名目标附加税。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济南府的税收记录，一个普通农户每年须要缴纳的各项税费，每每要占到年收入的三成以上。

1901年春，山东益都县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本地农民因无力缴纳捐税，被县衙门派人强行查封田产。绝望的农民们聚集在县衙门前请愿，却遭到官府的弹压。这一事件导致大批农民变卖田产，举家外迁。

这一时期，山东沿海地域的渔业生产也遭受重创。由于过分捕捞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渤海湾的渔业资源急剧淘汰。烟台、威海等地的渔民收入锐减，很多渔家不得不改行或远走他乡。

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闯关东＂成为很多山东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据东北总督赵尔巽的统计，仅1902年至1904年间，经由山海关进入东北的山东移民就超过二十万人。这些移民中，有农民、渔民、手工业者，也有破产的商人和读书人，他们携家带口，踏上了这条布满未知的北上之路。

每到春季，从山东通往山海关的驿道上就会出现络绎不绝的移民队伍。他们或步行，或乘坐马车，带着简朴的行李和农具，历经数月才气抵达目标地。1903年，在前往东北途中，曾有一支由二百多人构成的移民队伍在渡过辽河时遭遇暴雨，损失惨重。但即便如此，奔赴东北的移民潮仍然连续不停。

二、江南地域的排外与封锁

光绪年间，江南地域固然物产丰饶，但各地均设置了重重壁垒，阻挡外来移民的涌入。以苏州为例，本地设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根据苏州府档案纪录，外来生齿必须由本地居民包管，并缴纳相称数额的＂入籍费＂才气在本地定居。这笔费用每每高达数十两白银，对于贫困的山东饥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付出。

同治十年（1871年），浙江杭州曾发生过一起闻名的＂客民辩论＂事件。其时有一批来自山东的灾民在西湖边搭建窝棚暂住，遭到本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终极在地方官府的调解下，这些山东移民不得不迁往城外荒地居住。这一事件在其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江南地域倾轧外来移民的典型案例。

江南的地皮题目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早在乾隆年间，江南就已形成了完备的地皮所有制度。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江南农事观察》表现，本地约有70%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这些地主大多将地皮租给本地佃农耕种，极少租给外来移民。即便有外来人想租地耕种，租金也每每比本地佃农高出三成以上。

南京地域的行会构造对外来劳动力也采取倾轧政策。据统计，其时南京有大小行会近百个，险些把持了所有行业。这些行会订定了严格的入会条件，外地人想要加入必须经过层层稽核，并缴纳高额会费。1904年，南京棉布行会就曾明文规定：＂非本地籍贯者，不得开设布铺＂。

水利矛盾也是一个紧张因素。江南地域自古就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村庄之间形成磷拼杂的水权关系。外来移民如果要到场灌溉用水，必须支付＂水费＂，且用水时间每每被安排在最不利的时段。光绪三十年（1904年），常州武进县就曾因水利纠纷发作过一场本地农民与外来移民的械斗。

语言文化差别同样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壁垒。江南边言与山东方言差别巨大，双方难以顺畅交换。据其时的纪录，很多山东移民因语言不通，常常在买卖往来中吃亏，以致被人欺骗。而江南人也每每用＂北佬＂一词蔑称来自北方的移民。

更紧张的是，江南地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宗族体系。外来移民很难融入这种封闭的乡村社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无锡一位举人在日记中写道：＂北来之人，难入吾乡宗谱，终非正统也。＂这种观念在其时的江南社会极为普遍。

即便有少数山东移民乐成在江南落脚，也每每受到各种歧视。他们的后代很难进入本地学堂读书，到场科举考试时也会受到特殊对待。据纪录，同治年间苏州府考试时，考官发现考生中有外籍者，每每会特殊严格地评阅其试卷。

在如此精密的社会倾轧体系下，即便是富饶的江南水乡，对于山东移民来说也是一片难以立足的地皮。这种环境一直连续到清末民初，才随着社会厘革逐渐改变。

三、东北的开放政策与优惠条件

相比江南地域的重重壁垒，东北地域对移民却采取了截然差别的态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颁布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明白规定对移民实验＂招徕政策＂。这份章程不仅为移民提供了法律保障，还订定了一系列优惠步伐。

根据档案纪录，清政府在东北设立了专门的移民局，负责和谐移民事务。以奉天省为例，1903年至1905年间，移民局在各地设立了二十多个接待站，为移民提供暂时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这些接待站还配备了医务职员，专门救治途中抱病的移民。

地皮政策是吸引山东移民的最大诱因。其时东北推行＂永佃制＂，即移民可以永世耕种政府划拨的荒地，只需缴纳少量地租。据《东三省通志》纪录，一般每户可得到二十至三十亩荒地，有劳力的大户以致可以得到五十亩以上。这些地皮经过开垦后即可成为移民的永世财产。

为了资助移民尽快适应新环境，东北地方政府还提供了各种支持。光绪三十年（1904年），吉林将军衙门发布告示，规定对新到移民免去三年赋税，并提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在某些地域，官府以致调派本地农民教授移民耕种技能，资助他们适应本地的耕作方式。

东北的社会环境也相对开放。由于是新开辟地域，这里没有江南那样根深蒂固的宗族势力和行会构造。据1905年的统计，在东北做买卖的山东商人已有数万人，他们开设的店铺遍布各个城镇，经营范围涵盖粮食、布匹、药材等多个行业。

水利灌溉方面，东北地域采取了与江南完全差别的做法。由于地皮广袤，水源富足，移民可以自由开凿水渠，建设水利设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黑龙江省的一份陈诉中提到，本地移民自发构造起来，构筑了长达数十里的灌溉渠道，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语言文化方面，东北的包涵性也很强。本地居民多为满族和蒙古族，他们习惯了与差别民族来往。山东移民到来后，本地很快形成了一种融合了南北特色的文化。据考察，很多东北地域的民俗节日和生活习惯，都带有显着的山东特色。

教育机遇也较为公平。1906年，东三省开始推行新式教育，各地兴办学堂。这些学堂对本地人和移民一视同仁，不存在任何歧视政策。据统计，到1908年，仅奉天省就有四百多所新式学堂，其中有相称一部分学生是移民子弟。

别的，东北地域还为移民提供了多样化的谋生途径。除了农业外，移民还可以从事伐木、采矿、运输等行业。特殊是在构筑东北铁路期间，大量山东移民被雇佣为铁路工人，每月可得到相称于故乡三倍以上的工资。

在这种开放政策的鼓励下，东北地域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山东移民为主体的新兴社会。据1907年的统计，仅在辽宁省，山东籍移民就已超过百万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本地的富户和乡绅。

四、山东移民的东北创业史

山东移民在东北的创业进程布满费力与传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吉林省的一份观察陈诉中纪录了一个典型案例：来自山东荣成的张姓移民，带领全家十二口人来到吉林。初到时只有银元二十余枚，租住在大略的茅草房中。全家人起早贪黑开垦荒地，第一年收获粮食三百余石，由此奠基了家业基础。

这种费力创业的故事在东北各地不停上演。据《盛京时报》纪录，1907年春天，一支由三百多名山东移民构成的开荒队伍抵达黑龙江省。他们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搭建帐篷，用大略的工具开垦冻土。到了秋收时节，这片荒地竟产出了万余石粮食，创造了本地开荒史上的古迹。

山东移民不仅在农业上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手工业领域也颇有创建。1908年，在哈尔滨经营皮革作坊的山东商人已有数百家。他们接纳传统的制革技能，生产的皮革成品远销俄国。其中，来自山东即墨的王氏兄弟开设的制革作坊规模最大，雇工超过百人。

在贸易领域，山东商人更是独树一帜。据1909年的统计，奉天城内从事粮食贸易的商号中，有三分之二为山东人所有。他们善于经营，逐渐形成了以粮食、布匹为主的贸易网络。特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商人还创立了＂关东票号＂，开展存储汇兑业务，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紧张支持。

东北的运输业同样离不开山东人的贡献。光绪末年，在辽宁省的主要驿道上，山东马帮险些把持了陆路运输。这些马帮不仅运送货物，还创建了沿途驿站，为过往商旅提供食宿服务。据纪录，从营口到哈尔滨的驿道上，每隔三十里就有一个山东人开设的驿站。

在都会建设方面，山东工匠也发挥了紧张作用。1910年前后，奉天城扩建工程中的泥瓦工程大多由山东工匠承担。这些工匠不仅带来了精湛的技术，还将山东构筑风格引入东北，形成了独特的构筑样式。在今天的沈阳老城区，仍能看到不少带有山东特色的明清构筑。

山东移民还开创了东北地域的特色农业。他们将花生、大蒜等山东特产引入东北，开辟了新的经济作物莳植区。特殊是在盖平（今辽宁盖州）一带，山东移民莳植的花生远近闻名，成为本地紧张的经济泉源。

教育古迹的发展也离不开山东移民的努力。1911年的统计表现，在东三省的新式学堂中，有相称一部分西席来自山东。这些西席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推广了新式教育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移民子弟接受了精良教育，有的以致考入留日学堂。

值得留意的是，山东移民还将本身的传统文化带到了东北。据东北民俗研究资料纪录，很多地域的年节习俗、婚丧礼仪都带有浓重的山东色彩。好比，在东北的一些地域，至今仍保留着山东式的秧歌演出和庙会活动。这些文化传统的生存，成为了东北地域独特的文化景观。

五、移民潮对清末社会的影响

这场大规模的移民潮对清末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在生齿结构方面，据1911年的统计数据表现，东北地域的生齿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厘革。仅在辽宁省，山东籍生齿就已占到总生齿的四成以上。这种生齿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本地的社会形态。

在经济领域，移民潮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山东移民将先进的耕作技能引入东北，如深耕细作、公道轮作等。据《东三省农业考察陈诉》纪录，1910年东北地域的粮食亩产量比1900年进步了近五成，其中相称部分归功于山东农民引入的耕作方法。

贸易网络的扩展是另一个显着厘革。1909年至1911年间，东北与山东之间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蹊径。这条蹊径东起营口，西至烟台，成为毗连南北的紧张商道。据海关统计，1910年经此蹊径运输的货物总值达白银三百余万两，其中包罗东北的粮食、木柴和山东的布匹、海产品等。

移民潮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1908年，山东商人在东北创办的票号到达了顶峰，仅沈阳一地就有二十余家。这些票号不仅办理存储业务，还开展跨地域汇兑，极大便利了商贸往来。有纪录称，其时从山东到东北的资金汇款，手续费仅收千分之三，远低于官方钱庄的收费尺度。

在社会风俗方面，移民潮带来了文化的融会。据1911年的《奉天风俗志》纪录，本地的婚丧礼仪开始融入山东元素，好比婚礼中接纳山东式的＂堂前献茶＂仪式。同时，一些山东民间艺术，如柳琴戏、大鼓书等也在东北扎根，丰富了本地的文化生活。

教育领域的厘革更为显着。1910年前后，大量山东西席来到东北，他们不仅带来了新式教育理念，还推广了山东的私塾传统。据统计，1911年东三省的新式学堂中，山东籍西席占比到达三成以上。这些西席培养的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了本地的知识精英。

都会建设方面也留下了显着的山东印记。以奉天城为例，1909年至1911年间新建的街区中，多处接纳了山东构筑风格，如砖雕门楼、石狮装饰等。特殊是在贸易街区，山东式的店铺构筑一度成为主流，形成了独特的构筑景观。

语言的变迁同样值得关注。到1911年，东北很多地域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这种方言融合了东北本地话和山东方言的特点。一些山东方言词汇如＂倒腾＂、＂利索＂等，逐渐成为东北方言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技能流传是另一个紧张影响。山东移民带来的酿酒、制盐、印染等手工业技能，在东北得到了创新发展。以酿酒业为例，山东的勾兑技能与东北的粮食资源相团结，创造出了独特的东北烧酒工艺。

这场连续近二十年的移民潮，终极在清朝末年到达顶峰。1911年的一份观察陈诉表现，东北地域的经济总量较1890年增长了近三倍，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移民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这种厘革不仅改变了东北地域的面貌，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