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中国史#

1897年，孙中山先生就与日本友人谈论过推翻清政府后的定都标题，当时思量的是“一都四京”，他以为中国那么大，定都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再各设一个京，这样既利于管理全国，又能分担都城的压力，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是有史可依的。

后来孙中山先生与在日本遁迹的章太炎共同商讨推翻清政府后的政治举措时，也讨论过新政权建立后建都选址的标题。

随着与章太炎的深入探究，孙先生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对都城的选择有了三个备选方案武昌、西安和伊犁，而孙先生最中意的城市是伊犁。

伊犁地处偏远，那里只有游牧民族居住，孙中山为何想定都伊犁呢？

此事孙先生曾与章太炎做过多次讨论，孙中山说：“要成为天下强国，伊犁是第一选择”。

一都四京

早在辛亥革命前，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就思量过推翻清政府后的定都标题，但他的想法却不是仅仅只有一个都城，他的想法是要“一都四京”。

武汉为“一都”，“四京”分别是江宁（东京）、重庆（西京）、广州（南京）、北京（顺天）。

孙中山以为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条件有着特别的上风，它深处中国腹地，不仅是南北铁路的枢纽还是长江水运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武汉有着很好的革命底子和经济底子。

如定都武汉不光可以做到全国联动，还能平衡各方权势，所以在当时，武汉是孙先生定都的首选。

而四京除了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还具有侧重要的战略或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分别镇守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但又同时拱卫着都城武汉。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它有着天然的崇山峻岭作为屏蔽，易守难攻。

北京和南京曾经是多个朝代的都城，多年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熏陶浸染，古老威严的古都气息让人不由肃然起敬。

广州对于孙先生来讲更是意义非凡，因为最早的中国革命权势就是在这里鼓起的。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一都四京”仅仅也只能是个设想而已，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定都的想法也是随形势变革而变革的。

建都的三个备选方案

1902年，章太炎先生由于反清被追捕而遁迹日本，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因二人有着相同的反清革命志向，所以相知恨晚，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孙中山和章太炎就推翻清政府后的建都选址标题进行过数次探究，这时的孙先生已经放弃了“一都四京”的想法，这次他提出的建都方案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孙中山的三个方案分别是代表着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后差别的格局：若只想固守中国现有的国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定都武昌就可以；若是想要把中国众多民族都团结在一起，统一管理，那就选择建都西安；若是想要成为亚洲的老大，那么伊犁就是定都的最好选择。

孙中山在差别时期两次定都的思量中都有武昌，这说明他对武昌这个城市是相称看重的。

武昌就是现在的武汉，武昌交通四通八达，方便全国联动，掌权者能很容易地平衡各方权势掌控全国，所以，才有“谋本部则武昌”。

但是武昌作为都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武昌所处位置离中国的西部、北部太过遥远，而西部、 北部正是新疆、内蒙的所在，定都武昌将导致对新疆、蒙古无法进行有用的控制，一旦失去了对新疆、蒙古的控制，对于刚建立的新政权将是个致命的威胁。

更关键的是，武昌是平原地区，没有天险可以依仗，一旦受到外敌攻击，很难防御，而且武昌阵势低洼极易遭受水患，这些都预示着武昌将无缘被定为都城。

备选方案二的西安，曾经先后做过十三个朝代的古都，它不仅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天下四大古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西安位于中国陆地版图的中心，它连接东西、贯穿南北，是西北通往中原、华北和华东各地的必由之路，交通非常便利，四通八达。

而且它地处渭河平原中部、北麓渭河、南靠秦岭，阵势险要、易守难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职位。

别的，西安的西北地区有着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自古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常常醉翁之意的邻国唆使搞分裂，如果把西安定为都城，新政权对于西北地区的管理就方便得多，便于稳定边疆统一中国。

但是西安的不足也很明显，随着历史的变迁，自唐朝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而西安太偏西，更关键的是它离沿海城市太远，没有便捷的水路交通与南方连接，所以说固然西安到达了孙先生“谋藩服则西安”的要求，但对于有更大格局的孙先生来讲，仅仅“谋藩服”是远远不敷的。

孙先生在三个备选方案中最中意的是伊犁，他说：“要成为天下强国，伊犁是第一选择。”

伊犁在我国西部，它位于整个亚洲地区的中心，它的位置可以辐射整个亚洲，也可很方便地连接欧洲，是欧亚大陆最有利的连接点。

伊犁的西部毗邻欧洲，北部与沙俄、蒙古等国接壤，东面与多个少数民族相连相依，既可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互助，又方便团结少数民族，利于中国的统一。

孙中山先生通过在国外多年的经历，他明白，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要想在天下面前刚强地站起来，单靠自己国家的单打独斗是不可行的。

而是要和其他处于弱势的国家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力气才会大，只有力气大起来，天下才会允许你有发言权，国家的处境才会不那么被动。

所以，孙先生以为如定都伊犁既能办理中国的统一标题，又能加强和西方国家的互助交流。

还有就是，当时的伊犁有着很丰富的矿藏，种类多达八十多种，不光有金矿，还有铁矿、煤矿，铅矿等，而且矿藏储量还非常可观。

听说清政府还在伊犁创办过铅厂，为朝廷制造铅丸，作为当时军器的弹药。

所以伊犁丰富的矿藏在清朝时就为朝廷提供了大量的战备物资，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工业重镇。

伊犁在清政府的大力发展下，一度曾发展成为整个新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这大概就是孙先生把伊犁作为都城备选的缘由之一吧。

再有，伊犁地理情况特别，它三面环山身处绿洲，物产丰富，整年天气暖和，特别适宜居住。

别的，伊犁还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源，使它不仅可以大力发展粮食等农作物还可以发展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在清朝就被称为“塞外江南”“天然大粮仓”。

综上所述，尽管伊犁从未负担过都城这样的重任，与武昌、西安相比也并不占什么上风，但它恰恰占据着整个亚欧大陆最有利的地理位置，这恰好符合了孙先生想使中国称霸亚洲的雄心伟略，所以伊犁仍能成为建都备选城市，且还是孙先生最中意的城市。

伊犁未能定都的原因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和革命态势的进程，定都伊犁也只能是孙先生的一个想法而已。

孙中山先生在思量备选建都城市时，辛亥革命还未发生，国内的革命态势还不是很清朗，但是孙先生未雨绸缪，并没有把视线仅限于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而是已经把视野望到了国外，格局也扩大到了新政权要称霸亚洲，所以才会有“谋大洲则伊犁”的想法。

就当时的国际大配景来看，孙先生的这种见解很有前瞻性，他以为伊犁地处亚洲中心，有着突出的位置上风与相邻各国加强互助交流。

但孙先生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中国的富庶地多在东部，而伊犁恰恰在最西端，与东部相距甚远，在当时，伊犁的交通并没有多么的发达，与东部无法建立起很畅通的交通通道，一旦有急需救济物资等，将无法及时快速的得到有用的增援。

孙先生曾设想在伊犁构筑贯通东西的铁路，但构筑铁路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就国家当时的情况，若是真确定伊犁为都城，那都城作为全国的信息枢纽的作用就大大减弱了，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根本功能。

还有就是伊犁与沙俄、内蒙等国家毗邻，利益是可以与邻国加强交流互助，但是这是把双刃剑，宁静共处是可以互助交流，可一旦反目，就比较容易被侵袭，伊犁在历史上就不止一次被沙俄掠夺占领过，这个隐患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伊犁是不符合现实的。

但在之后的建都选址方案中，其他城市有变更，可孙先生心中仍有定都伊犁的想法，在先生的心中中国将来一定要称霸亚洲。

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们对于都城的选择产生了分歧。

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并定南京为暂时都城，但却遭到了封建军阀们的猛烈反对，袁世凯等军阀要求定北平为都城。

以当时袁世凯的力气，孙中山的革命党根本就无法与其抗衡，孙中山先生更是为了制止更多的流血牺牲，明知道袁世凯是在夺取革命党胜利的果实，还是与袁世凯达成协议：袁世凯劝清帝退位，孙先生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

大权得手后的袁世凯马上就将北平定为都城，完全偷取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的革命果实，孙先生也就此失去了话语权，定都伊犁的设想也就此搁置了。

结语：

孙中山先生对定都城市的选择体现了他的雄心和格局，固然先生定都伊犁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在谁人期间，先生就能放眼天下，着眼将来，也算是极具前瞻性了。

现在的伊犁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既辖地区、又辖县市的自治州，也正如先生所想与周边国家互助交流非常精密，对欧亚大陆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

而现在的中国已站在了天下之巅，在天下中有着绝对话语权，不再是之前任人欺侮的“中国”，也算是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之前对中国的期望，孙先生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