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可否完成。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地点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本年生源大概进一步下滑。
中国进入生齿负增长期间后，新生儿的减少，开始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客岁3月起，地处北京房山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实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天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到了2022年，她“安定”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想。
统统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生齿堆积效应在短期内开释完毕，继2016年短暂的生养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生齿连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初次跌破1000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生齿的一半。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养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实际映照。三年疫情事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2月21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大地幼儿园开展“二月二·龙抬头”主题民风活动，小朋友们展示自己的彩蛋作品。图/IC
抢生源白热化
伴随着招生难而来的，就是幼儿园间“赤裸裸的厮杀和竞争”，王莉如许形容。这一征象不但发生在民办幼儿园间，曾经“一园难求”的公办幼儿园也开始了局。多位受访幼儿园园长认为，从本年起，竞争会变得更加白热化。
张裕欣说，客岁招生时就发现，有民办幼儿园甚至“派”家长去别的幼儿园抢生源，“好比出台优惠政策，家长能从别的园带来几个孩子，就减免多少学费，家长就会去周边幼儿园以咨询名义奉劝其他家长，把孩子引已往”。她地点的幼儿园就有生源如许被“吸引走了”。
王莉说，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附近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质有严格限定，一样平常须有京籍户口，但从客岁开始，这所公办园下调了招生门槛，不但没有户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证”（务工就业证明、实际住所居住证明、百口户口簿、北京居住证），“于是很多家长给我们交了报名费，最后又被公办园挖走了”。
公办园客岁“补录”了好几拨，让王莉很瓦解，“它一补我们就缺孩子，刚招到两个孩子，又被对方弄走了三个”。最后统计发现，她地点的幼儿园，有意向报名的孩子中，有60多个都被“抢走了”。而且，她注意到，离公办园越近的民办幼儿园，受的影响越大，她和另一所周边的民办幼儿园园长交换，对方说，更早的2021年，就显着感觉到生源被抢的情况。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多数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这一征象较为显着。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靠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而在东城、西城，老牌优质公办园较为会合，这些幼儿园仍是家长们挤破头也想让孩子进去的首选。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陈诉（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生齿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生齿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生齿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纵然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高出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为了竞争生源，无论民办还是公办都各出奇招。除了让家长“打前锋”外，一些幼儿园请来专业咨询公司计划“打败对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园长亲自直播宣传，还有更多幼儿园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吸引家长。“一些课程还会单独收费，弄得这一市场很乱，很多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课程，你们为什么没有。”张裕欣说。
这种“卷课程”背景下，王莉也不得不卷起来。教育部2018年7月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克制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但客岁起，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竞争力，王莉地点幼儿园不得不私下免费开设英语、艺术类课程。
这些套路不但出现在北京如许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一三线城市，各幼儿园本年也将面临剧烈的生源竞争。一位临沂的幼教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本地幼儿园最近都在疯狂为招生做宣传，报名可以送各种特色课、体智能课。民办幼儿园则打代价战，在临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1120元/月，现在则打出了“交100元顶300元，交200元顶1000元”等各类标语。
他表现，下一步，最关键的是把周边幼儿园的孩子“有多少，挖多少过来”，他会引导本地幼儿园“搞一个商业模式”，好比让家长或老师成为幼儿园的合伙人，“家长和幼儿园间永久有利益捆绑，我们鼓励幼儿园搞招生团队，只要你能想尽统统办法，把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搞过来，就能赚钱，比干老师还轻松，就像售楼处的销售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期间的日本，也发生过与中国当下同样的事变。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养率谷底。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力生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革》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雄心勃勃、告急不安的父母们对孩子在学业上的要求，幼儿园会增长一些“时髦课程”，好比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来吸引他们。
日益剧烈的竞争使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真正有资助的。剧烈竞争中，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适者生存。”前述临沂幼教从业者直白地说。
生齿下滑与幼儿园扩张的错配
多位专家指出，在部分地区，幼儿园招生难背后，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与生齿结构变更间的不匹配也是告急因素之一。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就发生在短短五年之内。2017年5月是学前教育行业一个告急的转折点。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题目，教育部等四部门团结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办法计划”（2017~2020），初次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到达80％左右。一年后，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多少意见》，再次强化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计划的80％目的，而且进一步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进步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到达50％”。
自此，全国幼儿园的办园结构正式予以调解。随着“5080”目的简直立，各地开始鼎力大举新建公办园。2019年和2020年，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两个配套政策，先是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必须办成公办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教育部以后又发布了《县域学前教育遍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将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和公办园占比50％这三个指标列入了地方当局的稽核与问责体系中。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对《中国新闻周刊》表明说，在50％公办园覆盖率的指标“硬束缚”下，尤其对一些原本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地区，地方当局的指标完成压力很大，必然要新建、改扩建一大批公办园才大概完成使命。
据《沂蒙晚报》2020年7月报道，在山东临沂的中心城区兰山区，截至2020年6月底，共有100多所小区配套民办幼儿园被当局“收编”，与此同时，近两年内还新建了38所公办幼儿园，新增1.4万多个公办学位。报道称：“市长、区长亲自做工作，鼓励影响力、信誉好的开辟企业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对自动移交的10家大型企业举行公开表彰。”
但在公办园鼎力大举新建的同时，每年新生儿数目却在减少。临沂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17~2020年，临沂出生生齿每年平均下降20％左右，这种错位进一步放大了供需缺口。前述临沂幼教从业者认为，临沂幼儿园当下面临的招生困境，部分源自公办园近两三年来新建扩建“有点太快了”，“之前一个街道上只有两所公办园，现在一下子增长到了十几所”。
一位不愿具名的广州学前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先容，在外来生齿聚集的广东，固然总体上幼儿园招生难征象目前还不显着，但在广州、东莞等地的一些“新城”或一些偏远市区，也已出现了幼儿园学位过剩题目。她表明，这些小区以度假房或投资房为主，入住率较低，但也按要求建有配套园，由于老城区缺乏空间新建公办园，这些新城提供的“增量”有助于当局完成“5080”目的。“在这些地区，未来随着生齿出生率的连续下降，剩余学位大概会越来越多。”她认为，幼儿园创建要有一定前瞻性，不能大跃进一样过分创建，最后造成大量幼儿园空置。
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办法计划》，在原有“5080”上进一步提出了“5085”目的：到2025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到达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达50％以上，继承要求“推动普惠性资源扩容增效，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
以后，各地相继发布了自己的“十四五”学前教育计划，例如，江苏提出全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00所左右；山东计划新建、改扩建幼儿园600所以上；重庆则提出公办幼儿园占比达55％。
但这些地区近几年的出生率趋势都不容乐观。在生齿大省山东，2020年出生生齿数初次跌破百万，仅为87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50.8％。江苏2021年就提进步入生齿负增期间，生齿自然增长率只有-1.1‰。重庆2022年出生生齿下降了7.87％，自1997年以来初次跌破20万。
“我看到省里的‘十四五’计划仍要继承扩张幼儿园学位很震惊”，南边某省的一位学前教育政策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地点省份，民办、公办幼儿园近两年都部分出现了招生难的情况。在她看来，由于出生率下降，幼儿园需求近几年在不绝缩水，这种趋势已“不是初露端倪”，而是“非常显着”。尤其根据生齿预测数据，全国2021~2025年的出生率将连续下滑，这种背景下，地方当局仍根据当下的稽核标准去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没有充分考虑到长远的生齿变更趋势，“这种倾向实在是很危险的”。
对本地公办幼儿园继承扩容的规划，她曾提出质疑，教育部门复兴称，一方面，继承新建是为相识决长期以来的大班额题目；另一方面，政策的订定也存在惯性，调解也需要一个周期。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办法计划》中提出：各地要充分考虑出生生齿变革、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逐年做好入园需求测算，完善县（区）普惠性幼儿园结构规划。但不同地区由于数据统计、模子测算程度、对生齿迁移、财产结构调解的评估以及当局决策意识不同，规划程度存在较大差别。
客岁7月，深圳南山区多家幼儿园发出二次招生通告，有自媒体报道称，南山区没招满的幼儿园高出了一半。但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明，南山区目前不存在幼儿园学位过剩情况，供需间根本持平，考虑到南山还在继承鼎力大举引才，有很多新建楼盘要配套，经过测算，当局预判南山区未来几年的幼儿园学位需求仍会增长。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当局部门应当构建学龄前生齿预警系统，研判资源未来配置需求，进步资源配置的韧性，化解生齿发展大概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
王海英称，各地应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各自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好比城镇化程度较高、生齿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化程度较低、生齿流出的中西部大省资源，承载程度和警戒范围一定是不同的。
夏婧夸大，各地区一定要实事求是，团结自身生齿发展趋势和实际入园需求做测算和规划，需要建园就建园，该归并就归并，不搞一刀切。
“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
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地点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多少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自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子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子。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高出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当局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好比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王海英如许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养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纵然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大概节省本钱，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练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北京朝阳区一所普惠性民办园园长姜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转普”前，她地点幼儿园以前每月生均收费靠近7000元，当时，有的老师每年工资能涨1000元，现在涨薪“大概性已经非常小了”。由于工资低，雇用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普惠性民办园新招老师多是外地大专大本生，师资质量下降，且流动性很大。
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长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大概是那些在当局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公道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开始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实在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夸大。她说，本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客岁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别的，随着生齿未来不绝向城市会合，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会合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发了一轮幼儿园关停潮和裁人潮。特区当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殒命人数却到达6.21万，自2021年进入生齿负增长阶段后，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团结会（简称“教联会”）2022年5月调研了235所幼儿园后发现，平均每所幼儿园流失门生数约占全校人数13％~27％。高出70％的幼儿园出现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称明后两年内大概停办。到了12月，教联会再度观察发现，高出五成的幼儿园明确表现会裁减西席。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大概要裁人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连续，终极要白手起家。面临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明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广泛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气力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解，当局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多位幼儿园园长指出，未来，幼儿园的大盘大概进一步分化，公办和民办的脚色和定位会更加明确，公办“托底”，民办提供差别化服务，现在“卡在中心”的普惠性民办园会徐徐向两端演变。
幼托一体化的现在与未来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客岁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本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计划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事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当局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本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广泛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显着的招生难征象，由于上海当局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财产、企业外迁而造成生齿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实在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黑白常繁茂的”。
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已有高出50％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其中高出一半为公办园。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则从2022年开始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征象一定会非常广泛。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绝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绝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大概会先让给2~3岁，终极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大概逐步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力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夸大的是，这个延伸，不但是延伸到0~3岁，更告急是服务的延伸，好比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意，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新加坡的生养率在 1960 年代初开始下降，在 1975 年到达世代更替程度以下。为了刺激生养，新加坡在近十几年来增设了大量托儿中心，招收对象是18个月~6岁间的所有年事段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新加坡托儿中心数目增长了一倍多，从 62911所增长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儿园招生人数锐减，新加坡父母更倾向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夏婧202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国际比力视野下怎样创造生养福利”的文章指出，影响我国女性生养的一个告急因素在于高质量的儿童早期照料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0～3岁托育服务仍旧短缺，托育机构收费较高的征象存在，使大量适龄女性“生不起”“不敢生”。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将“每千生齿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的是到2025年，实现每千生齿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到达4.5个。国家卫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每千生齿托位数为2.03个，和2025目的还有不小差距。
专家指出，在幼儿园内办“小小班”，是生齿负增长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很好的思路。但题目是，对幼儿园开托班，国家在政策层面貌前仍不明确。国务院2019年5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的幼儿”。
这里“有条件”指的是有空余学位和多余资源，但不同地区在实行上的松紧度不同。好比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托班，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说，只要幼儿园有开托班的意愿和条件，申报后，教育局就会团结卫健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等到现场勘察，也会提出改进意见。北京有的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后才气开托班，且卡得较严，有的区“默认”了幼儿园私下的这一行为。
王海英表明说，中国学前教育与托育的管理体系是分开的，幼儿园传统上只负责3~6岁儿童，归教育部门管理，0~3岁托育由卫健系统分管。从下层来看，多数卫健委对推动幼托一体化很积极，希望将这两段衔接起来，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儿园生源减少后，优先解决大班额题目，“在实行层面，会发现两个部门间有很多和谐上的停滞，这也导致规划上的衔接不够”。
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由教育部门牵头来主管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市、区当局应创建综合和谐机制，统筹和谐解决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发展中的巨大题目。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生齿下滑时，上海市教委向导就预判了未来生齿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创建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事段延”。
曾少群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一个关于托育的细化政策，列出收费等方面的参考标准，目前仍是以各地探索为主。“我们一定注意不要走幼儿园走过的弯路，应尽快把托育机构的性子有个明确的定位。”柳倩说。别的，托育老师的专业性和综合性要求很高，国内还缺乏一套成系统的托育西席造就体系，这方面也应进一步加强。
王海英认为，团结他国经验，从学前教育服务生齿战略的定位看，仅靠学前教育“单打独斗”，开释生齿数目红利是较为困难的事变。生齿负增长期间，中国学前教育政策要团结生养、托育、家庭福利等一揽子配套措施，实现长时期、全领域的综合厘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莉、姜茗为化名）
发于2023.2.27总第108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幼儿园招生难:“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
记者：霍思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