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妊娠、一朝分娩。对于初为人母的女性来说，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生产之后，是选择母乳喂养照旧奶粉喂养，背后既有理性盘算，也是科学话语与道德观念的必争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下有关生育、人口问题的讨论之中，喂养议题不停备受关注。
究竟上，无论是母乳照旧奶粉，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简朴的选择问题。近代以来，无论东西方，都履历过从母乳喂养到牛乳哺育的话语转变。比年来，母乳喂养重被提倡为最佳的哺乳方式，围绕母乳喂养的消耗文化不但撑起一门大生意，母乳喂养的公共卫生问题化也让喂养方式的选择成为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道德准绳。而这一系列的转变，不但只是科学研究的更新变化，更是商业、文化与政治反复角力的产物。
本期专题，我们聚焦诞育与喂养。我们将从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形塑与实质的母亲履历出发，探究民国时期的“强国强种”国家话语、日常生存的变革、商品化以及市场化等当代性因素如何影响母亲哺育方式的选择。同时，我们借由新出版的《母乳主义》一书，探究当代社会，母乳喂养如何从个体选择问题演变成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任务。末了，我们将先容更多相关专著与研究，丰富对于喂养议题之下有关女性身体与哺育文化的更多理解。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23日专题《母乳与奶粉：一段有关喂养的文化史》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母乳与奶粉：一段有关喂养的文化史
「主题」B02-B03丨卢淑樱 哺育选择背后的深层故事
「主题」B04-B05丨婴儿喂养中的观念之争与母职体验
「文学」B06-B07丨《梦歌》：一部梦的日记
「主题」B08丨母乳与母职 从身体履历到文化迷思
岂论古今中外，母乳的确是婴儿的抱负食品。但母乳无可替换，又或乳汁必须来自生母，以至于演变为“不母乳就不是良母”的道德叙述却并非始终如此。史籍中有纪录，直到近代从前，中国历史上都并不夸大母亲非授乳不可，乳母代庖曾是社会范围内的普遍征象，那么，母乳哺育又是如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母亲的道德责任？
反观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牛乳哺育确乎更加普遍，奶粉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但不少母亲却身陷“以母乳之名的绑架”，在内外施加的道德压力下，牛乳成为平行于母乳的喂养选择依然进展缓慢。而在母乳与牛乳之争背后，更为深重的议题其实是母亲何时才能收回喂养方式的选择权。
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卢淑樱研讨“母乳与牛乳”问题多年，在相关话题尚未引起舆论关注时，她便开始搜集国内外与之相关的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从母亲角度对待近代中国的婴儿哺育问题。在其看来，即便在不夸大母乳哺育的社会时间中，岂论是推崇乳母代庖，照旧牛乳哺育，都与母亲的选择关系了了，背后的考量或是出于缩短产妇的生育隔期，又或将母亲框入“牛乳强儿”的科学规训或消耗话语。而近代社会中，将母乳哺育等同于良母标准，则始于清末亡国灭种危急下，士大夫对强国强种的呼吁。归根结底，除阶层、地域、教诲等因素外，社会层面对性别角色的定型实则机密左右着母亲们的哺育选择。
我们就本期专题采访了卢淑樱，从近代以来“母乳有益”的话语形成谈起，延伸至牛乳哺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借此，我们既尝试厘清母乳哺育究竟如安在中国逐渐与道德捆绑，也试图剖析造成牛乳推广缓慢背后的社会肇因。在采访的末了，卢淑樱谈到，其实母亲哺育并不纯粹是母子之间的温馨时候，更是充斥血与泪水以及家庭张力的剧情场域，而且每天都在不停上演。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相关叙述却大多出自男性之笔。当再次谈及哺育时，我们的社会又是否能够多一些来自女性的声音？
卢淑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性别史和儿童史。著有《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渔港浮生：筲箕湾的渔业发展》等。
从“初乳有害”到“母乳有益”
新京报：从历史来看，“母乳最优”实际并非不停是一种共识，至少在“初乳”上是存在争论的。你在书中提到，近代中国大众关于母乳的观念其实履历过认知上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幼科医学认为初乳是“积乳”，不但对婴儿有害，而且会令产妇患上乳房炎。这种观念大概何时兴起，连续了多长时间？书中提到，到了晚清时期的家政学，初乳已经被认为是富含卵白质，脂肪和糖质较少的自然滑肠汁，是什么推动了“初乳有害”到“母乳有益”的话语转变？除了近代医学知识的加持，这种转变还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观念或思潮的变化？
《申报》登载的生乳药广告。《申报》（1916年11月17日），版12。
卢淑樱：初乳有害到底从何时开始、维持多久实在难以答复，由于中国妇女的声音长期被隐蔽，能誊写的女性也鲜有记下自己的哺育履历，故只能从医书、医案相识这问题。南宋的陈自明（1190-1270）是较早提到初乳不可用的医师，他所撰写的《妇人大全良方》提及，产后妇女宜把初乳尽量挤出，由于这些积乳既不合婴儿食用，更会使母亲患上乳炎。到明朝万全（1499-1582）的《万氏家传育婴》，仍旧认为初乳有“积滞之气，恐损儿也”。
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所担当，是令“初乳有害”变成“母乳有益”的紧张因素。不外，要在强国强种以及夸大母职的语境下，母乳有益的叙述才加倍受人器重。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读书人把国家衰亡的责任算到妇女头上；为了救国，妇女必须要为国家生育、养育、教诲精良的小国民。于是，夸大治家之道、育儿之法的西方家政学，当中包括如何养育出白白胖胖的婴孩，这些便吸引了读书人的目光，并被推选为清末女学教材。在此中的诸多事项中，授乳更是被视为母亲的天职。（《新编家政学》中曾写道：故母之哺儿，实天赋之职……不自乳者，母子亲爱之情，必不能厚，于将来教诲，缺失殊多。凡世之为人母者，慎勿弃其天赋之职也。）“母乳有益”的叙述最初就是在家政学以及科学知识的加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
哺育的转变与儿童地位的提升
新京报：关于母乳喂养的另一个争议点是，它指向了一种道德上的压力。但回溯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母乳”并不等于“哺乳”，由母亲授乳也不是逼迫征象，你也在书中提到，甚至在相称长的一段时期内，乳母代庖十分普遍。那么，母乳哺育在中国又是如何逐渐与“道德”捆绑的？
惠民奶粉广告。《申报》（1929年2月25日），本埠增刊，版2。
卢淑樱：答复这个问题时，先要相识从古到今对母职的要求。母职紧张围绕生育、养育、教诲孩子，但差别时期对这三种母职的器重程度有别。女性独有生育本领，但孩子不肯定须要是自己所出，尤其在民国从前，中国奉行一夫多妻制，孩子可以由妾所生，再交由发妻教养。同样地，养育也可以假手于人，哺育由乳娘代庖，日常生存则由佣人甚至翁姑照料。教诲才是古代母职的重点，尤其7岁从前的幼教是由母亲负责。因此，历代纵有文人书生歌颂母亲如何用血乳，历尽艰辛地带大子女，哺乳却非母亲一定的职责。
自从清末强国强种头脑流行，母亲的职责重新定位。生育、养育、教诲小国民成为母亲贡献国家的方法。为了育出强健的小国民，西洋的家政学经日本传来中国，成为女学的教材之一。由于家政学以育儿为首务，母亲授乳被视为天职。当国家存亡与妇人天职相互交错，母亲授乳渐变成道德责任。尤其1920、1930年代美丽女性兴起，她们寄情玩乐而疏于照顾子女，更有妇女为追求身材美态而拒绝哺乳，进一步加剧卫道之士对美丽母亲的抨击，痛斥她们为“道德的罪人”。
新京报：那么，如今不少无法授乳的妈妈们的“愧疚感”也是由此而来吗？
卢淑樱：我想不满是如许。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母亲无法授乳而产生的愧疚感，跟上世纪尤其战前的情况不尽雷同。科学与营养叙述对母乳的推崇只是次要，更紧张是社会对儿童的器重。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歌颂儿童世纪的到临，出版了大量儿童文学与刊物，也出现了个别关注儿童福利的组织（如中华慈幼协济会）。然而，战前中国儿童的福祉没多少改进，孩子被虐待、遗弃、贩卖儿童以至童工问题比比皆是。及至二十世纪末，家庭的儿童数目减少，父母和“四大长老”（子女的外／祖父母）把时间和心思都投放在家中唯一的孩子身上。当科学印证母乳是最好的婴儿食品，母乳哺育广为社会推崇，养育小孩又是家中头等大事，如母亲无法授乳，这种对子女的愧疚感便会逐渐形成。
玉人牌代乳粉广告。《申报》（1937年2月28日），本埠增刊，版1。
对比上世纪初的“道德罪人”，二十一世纪无乳可授的母亲并非愧对国家，而是与她一度血脉相连的婴儿。当社会器重儿童，身为母亲若无法为子女张罗最好的东西，那种对孩子的愧疚感就会产生。由此可见，今世母职与哺育方式的转变，关乎科学营养叙述以及家庭发展之余，与儿童地位的提升痛痒相关。
牛乳照旧母乳，东西方语境差异
新京报：近代以来，牛乳作为一种替换品逐渐兴起。假如说母乳崇敬长期受到来自社会公共话语的形塑，那么牛乳的兴起则明显与商业层面的消耗话语交错。我留意到，你在《母乳与牛奶》中提到一个风趣的差异。西方在推广牛乳的消耗话语中夸大的是牛乳中的营养成分，以及牛乳哺育对婴儿的益处，竞争的对象是“母乳”；但在民国时期，盛行于中国民间的牛乳消耗话语夸大的却是牛乳哺育对母亲的益处，甚至有外国奶粉品牌直接将此中文译名取为“玉人牌奶粉”，它们操持取代的其实是“乳母”。当时为什么在牛乳推广的话语中会存在如许的地域差异呢？
卢淑樱：西方牛乳哺育要取代母乳，中国（牛乳哺育）要取代乳母。其实早在十八、十九世纪家政学在西欧等地兴起时，乳母已被打下来。家政学夸大母亲授乳不但是爱惜孩子，更是要突显中产妇女与只顾享乐的贵族母亲的分别。只管仍有工厂女工把孩子交由乡郊的乳母喂养，但更多西欧的乳母在十九世纪已渐被镌汰。
《保婴运动大会举行决赛》，载《新汉口市政公报》，第1卷第11期（1929年）
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当西欧国家用上百年由乳母转母乳再转为牛奶，中国好像是把这个过程压缩在不到五十年内举行，从十九世纪末炼乳运到各个通商口岸，世纪之交家政学兴起，到1920年代初奶粉在中国出售，在这段时期，奶粉或其他牛乳哺育品如要抢占市场，不但要说明它如何可以功同人乳，更要说出它相比乳母的优胜之处。
因此，当时的乳品商既有用各种隐喻或暗示的方法吸引爱美、爱自由的母亲选用牛乳哺育，同时亦会抬出多个理由和“证据”，论尽乳母的不是。大概是这个缘故原由使得读者以为中西在婴儿哺育的转变过程当中好像有点地域差异，其实是上述变化于中国在比力短的时间同步举行而已。
新京报：只管无论中西方，都有过婴儿从母乳哺育向牛乳、奶粉哺育的转变，但团体而言，牛乳哺育在中国社会的推广相对缓慢，是什么影响了牛乳哺育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在“牛乳东来”的过程中，都面临过哪些“不服水土”？
卢淑樱：这估计是与商品的供应以及妇女就业有关。除鲜牛乳外，各种牛乳产品紧张由外国入口，价格非一样平常平常百姓可以负担。只管到1920、1930年代陆续有本地的炼乳和奶粉生产，对低落售价的帮助不大。另外，妇女如要外出工作，要先安排家中襁褓婴孩的日常饮食，不管是用乳母、牛乳照旧其他食品。
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有多少工作以及什么工种给女性选择，令她们不吝放下孩子出外打工。以1920年代的上海为例，本地是全国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城市，全市女性人口75万，在学及在职者占30万，但她们紧张从事低技术的下层劳动工作，譬如工厂女工、家佣，洗烫缝补等等，中层职位如文员、记者、西席、护士、售货员数目有限，当上大夫、律师等专业人士更是凤毛麟角。而且当时社会仍普遍认为女性结婚生子后，应当留在家中相夫教子。
因此，妇女就业时机不敷，加上反对已婚及已生育妇女工作的风气强盛，利用牛乳哺育让妇女可重投职场的做法未有多大效用。那些工厂女工又怎么样呢？她们为何不消牛乳哺儿？其实，小部分是有的，但要明确一点，当时大部分炼乳和奶粉都是由外国入口，价格昂贵，这些女工薪金较低，未必可以承担牛乳哺育的费用；就算利用牛乳哺儿，也只能间或给婴儿尝一尝，补充营养。换言之，牛乳产品价格贵，而母亲又没有多少工作时机，使得牛乳哺育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发展比力慢。
从婴儿哺育方式的变化看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形塑和实质的母亲履历，有助相识二十世纪前期政治及社会变迁下，中国妇女在家庭内外的处境，以及有关问题的性别意涵。
哺育不纯粹是母子的温馨时候
新京报：母乳与牛乳之争反映出女性的哺育自主权问题。你在书中提出“母亲角色”和“母亲履历”之间的缝隙，当母乳哺育被建构为良母标准时，详细到作为个体的母亲其实有各自的履历和感受。你也在书中列举了几个关于母亲抉择的个案。那么，稍作归类梳理，近代中国女性在夺取哺育自主权上紧张面临哪些困境？相关历史资料中有记录女性在这一问题上差别的声音吗？
卢淑樱：母亲的哺育选择，关乎她的个人意愿、家人意见、孩子健康和社会态度。个人意愿取决于当事人的志向及身体状况，在学在职的母亲是否乐意放弃抱负、终日守候婴儿身旁？常言道身体是最诚实的，健康欠佳甚至患病会影响母乳的质和量。哺育大概引致身材变形（现今科学夸大此乃谬论），甚至色衰爱弛，母亲又是否担当？
勒吐精代乳粉中文广告。《申报》（1922年8月12日），版5。
家人的意见包括丈夫对老婆的须要，以及翁姑多子多福的期许，同样左右母亲能否自主哺育。另有孩子的健康，在正常情况下，母亲时候关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是她是否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以支持她作出正确的哺育选择？
末了，母亲的哺育选择其实还与社会层面的整个态度倾向有关。在国家民族的大叙述下，舆论动辄把母亲的哺育选择与国家存亡画上等号。强国强种无疑非常紧张，但对母亲来说实在太遥远，照旧丈夫的怨言、翁姑的责骂，以及孩子的啼哭声来得真实。
由此不难看出，母亲哺育并不纯粹是母子之间的温馨时候，更是个充斥血与泪水以及家庭张力的局面，而且每天不停上演，直至孩子断乳才制止。这些充满心理挣扎和家庭纠纷的生存琐事，其实是研究妇女尤其母亲历史的紧张材料。然而，在相对守旧的民国时期，绝少妇女会把其哺育点滴记录下来；纵然有，也范围在知识阶层。更多是由男性誊写、颂扬老婆或母亲为养育孩子所做的牺牲，以及对有乳不哺的妇女的批评。
《母乳与牛奶》，作者：卢淑樱，版本：薄荷实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采写 申璐
编辑 王青 宫子
校对 薛京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