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曾是我 一年中最期盼的事。由于一个人无论在城市中漂泊的多么孤独，工作中受了多少委屈，家总是最温暖的遁迹所。只要回抵家，我就仿佛还是谁人不曾长大的孩子。
然而，现在对于过年我却怀了恐惧。害怕一事无成的自己又大一岁，害怕新的一年生命依旧云云堕怠，不过最怕的还是父母的逼婚。
在农村，不结婚的年轻人是“自私”的。这并非父母尖讽的道德评价，而是由于，一旦回到农村，我们便失去了自以为拥有的谁人自由的个体身份，成为家庭共同体的一部门。由此我们是否结婚便直接关系到父母的幸福。只有通过结婚这一仪式性的分隔符，父母才算完成对后代的养育，达到生命的某种完满。
相反，后代未立室的父母是失败的。他们不但无法顺遂向享天伦之乐的老人过渡，还要忍受来自邻居乡人的风言风语。物质已经非常匮乏，精力又不能安顿，生活何以继承！所以当父母说我们“自私”的时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此中的无可阻挡的历史惯性和无法剥离的生命悲剧，进而陷入一种“欲说还休”的纠结。
借此纠结，我们看清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当代世界。世界既不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由于我们在此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世界也不是鸡犬相闻的墟落，由于我们已经永世成为故乡生活的他乡人。一部门像我一样的90后正生活在时代的罅隙中，进退维谷。我们有被答应的前程，但始终看不到希望，我们也有随时可以回头的归程，但那里早已不再灯火通明。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逼婚”带来的痛苦完全归结于城市化历程带来的时代伤痛呢？也许这只是我们为了避免更深痛苦的一种生理防御机制。通过城乡差别化叙事，我们将痛苦的来源转移到外部，伪装成农村传统道德观对个人自由的粗暴干涉，进而不自觉的遮蔽痛苦的真正来源，即当代资本社会象征秩序对无产青年的普遍“阉割”。
“爱一个人便是给她一个物质丰饶的生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成为婚姻举措的集体无意识。对于那些纠结的年轻人而言，我们害怕的并非结婚，而是害怕自己是否还有爱的本事，害怕婚姻背后隐含的现实逻辑——一个人在经济上的失败是普遍意义的失败。因此，当年轻人声称躺平、单身狗快乐时，只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阉割”，希望以此来对抗象征秩序的真正的暴力“阉割”。
我不知道我是否也在恐惧这样的东西，我所知道的是颠末这样的自省我依然恐惧：
恐惧回家，恐惧渐长的年事，恐惧密切的乡音问候；恐惧春节太长，要被不断逼婚，恐惧春节太短，又要回到无聊的工作；恐惧自己仍旧是一个农村90后，恐惧自己不再是一个农村90后；恐惧自己在恐惧过完一生，恐惧一生麻痹到再无恐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