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以后，我经常想一个题目，大人和小孩之间，抛开爱、责任、任务，有没有大概存在真正的友谊？虽然身为母亲，但我并不奢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侪——抚躬自问，我也不想和我妈做朋侪，母女之间总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代沟。我只盼望，能和女儿建立真正的信任。那么友谊，在什么环境下，可以发生呢？
我最新的小说《酷爱的蜂蜜》（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探讨这件事。书中的男主角叫大熊，假如以他的口吻，整本小说用一句话便可概括——蜂蜜，你好，我爱上了你的妈妈，现在我想成为你的朋侪，可以吗？大熊的恋爱对象是一位只身妈妈，和女儿蜂蜜生活在一起，让全部人不测的是，这个起初被大家认为会阻碍这段恋情的小孩，竟让两位成年人都获得了珍贵的发展。母女之间的关系，比友谊复杂太多，但是大熊这个中途闯入者，却跟小女孩蜂蜜成了真正的朋侪。因为他发现，当他试图了解蜂蜜的时候，实在是在试着用一个4岁小朋侪的眼睛看世界——这种感觉很好，他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对本身过往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明确。大熊在掩护蜂蜜，蜂蜜同时治愈了大熊。
对我而言，三言两语表明本身刚刚完成的小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就连表明它的创作意图，都几乎变得不大概——因为作品一旦完成，文本的意义是大于作者本人意志的。我只能尽力表明一下，小说有哪些我生活中的影子。我女儿现在8岁，与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让我想起很多我小时候的变乱——有些连变乱都称不上，是甜睡在影象深处的某个瞬间、某种错觉、某些难以形诸语言的属于孩子的感受，以及某些时刻也许只有我才气闻见的气味……假如不是她的小手按下了这个开关，我恐怕不会知道我原来一直记得这些。童年时代的我在某种触发之下苏醒，“她”似乎藏在我意识的某处，与我的女儿遥遥相望；“她”常常一闪身就跑远了，所以我总是来不及和“她”打招呼。但是我非常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有机遇重新面对往昔的本身。
这才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真正感兴趣的变乱。我把这个探讨人生的任务交给了男主角大熊。我自然知道，养大一个“人类幼崽”，其间五味杂陈。尤其是“自我实现”的诉求，与“母亲的职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很多女性必要面对的题目——可我不想在这个故事里过多讨论它，因为我以为说到底这是一个弃取的题目，也许残酷，但是我没有兴趣编造所谓“均衡”的神话。我只不外想讲讲，当我们从精神层面，将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平等地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能平等呢？在众多宇宙面前，“大人”比“小孩”早出生的那几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此，我允许本身满足地说，我的小说把这种基于迷茫底色之上的“平等”表达了出来。文学的美，说到底还是要描绘某些“欲言又止”、某些“欲说还休”，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你能说“却道天凉好个秋”真的什么都没说吗？显然不能。
《酷爱的蜂蜜》写得非常顺畅，本来我手上在做另一个缓慢磨人的工作，沉重的负担间隙，我以为不如写一个轻松舒畅的中篇小说调剂一下，蜂蜜和大熊的故事就是如许开始的。为了让本身始终在写作中保持舒畅，我甚至放弃了制造复杂的人物冲突，我只想塑造一段虽然是假造的，但是有人看了会信赖的人生。写到信马由缰的时候，我便随本身去，3万字的预设很快打破了，接着就是6万字、9万字——终极形成了现在13万字的样子。
有些作品从写作开始的那一刻就想与读者交换什么，但有些并不是。我必须承认，这篇小说是写给我本身的。不外荣幸的是，确有读者喜欢蜂蜜小朋侪，而且信赖蜂蜜和大熊真的生活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对我来说，这已充足。大熊会笨拙地牵着蜂蜜的小手，迎着黄昏美好的夕阳，慢慢地沿人行道走着，走着。至于尽头在哪儿，实在我也很想知道。（笛 安）
泉源：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