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世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从供给束缚到需求束缚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客岁全年增速达到5.2%，本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举世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对日益增大的总需求程度降落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耗、就业、财政等紧张指标都出现显着放缓以致紧缩的迹象。

以是现在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个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许多问题，包括消耗、就业、财政等等，这都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总需求不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更需要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履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乐成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履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罗致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渐渐转为中速。这种变革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变革。一个可比力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生齿，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履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力，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另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明确这一过程，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一个是汗青需求峰值。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谁人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和区间以后增长速度就开始降落。2010年1季度实际上就是汗青需求出现峰值的点。

第二个是需求布局，需求布局背后是收入布局。简朴地说，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分布布局，有两种：一种是中高收入者人数比力少，低收入者比重多；别的一种布局是中高收入群体比重相对比力大，而低收入群体比重相对比力小，这种布局一样寻常称之为“橄榄型”布局。

汗青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布局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多长时间。

在转折点之前，整个经济增长紧张的束缚条件是“供给不足”，容易出现“通胀”问题。转折点出现以后，紧张束缚成为“需求不足”，就成为紧张的抵牾了。

从国际履历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样寻常基尼系数比力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持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显着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逆境。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1/3，4亿人左右。在这之下，另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2/3。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是在0.4以上，有一些研究认为在0.45或者是更高的程度上。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目前需求不足和中等收入群体相对比力小，低收入群体比重比力大的这种需求布局直接有关”。

生存型消耗和发展型消耗

增加有用消耗需求需要把消耗区分为“生存型消耗”和“发展型消耗”。

包括低收入阶级在内，以吃穿和其他一样寻常基本消耗为主的生存型消耗趋于稳固，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耗总量扩大体现为布局升级。消耗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耗拉动。

这两种消耗实现的方式差别比力大，生存型消耗以个体消耗为主，发展型消耗比力多是采取团体消耗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供给方式，学校教育是团体学习方式，与当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直接挂钩。扩大发展型消耗仅靠个人努力是不敷的，需要当局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当局消耗支出与居民消耗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耗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门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程度的差距。以是扩大消耗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耗，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级。

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现在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宏观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上应该有一些比力大的举措：经济刺激筹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筹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底子设施建设等投资。客岁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思量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筹划的规模。

以往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型消耗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医疗卫生解决的是人的健康问题，教育解决的是提升智力程度、知识程度，社保是解决的是免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活动性，这些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概念”。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范畴。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程度。短期重点是由当局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用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耗，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美满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防备性储蓄。

第二个重点是加速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生齿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另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生齿，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生齿，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生齿。同时也得当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另有肯定的发展空间。

重点推动城乡之间职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活动，以市场化为底子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美满相配套，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服从提高、农民产业性收入增长、社保本领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固增长和布局升级，一举数得。

别的另有一个目标：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生齿增长到8-9亿，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期能延长比力长的时间，这对冲破需求束缚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底子性的意义。

解决卡脖子问题

目前应该更多地关注高生产率的产业。最近几年国家提“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下一步渐渐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个时期产业具有技术含量和附加代价比力高，生产率比力高的特点。

提升生产率可以是从代价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的提升，也就是传统产业的升级。别的，直接切入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增长的新赛道，这是最近几年发展的重点，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具有三大上风。

第一个上风，超大规模市场上风。举世范围内14亿人构成一个市场，只有中国可以大概产生“统一市场”。“统一市场”形成以后，消耗规模扩大，市场能肉容纳更多的同类型企业，中国国内竞争即可渐渐发展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韩国的三星公司很锋利，但是韩国三星公司的紧张竞争力不是在韩国国内，而是在举世范围之内。但在中国市场上可以大概容纳下数家公司。

目前中国产能过剩，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需求降落。国际上一些国家不停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又说中国是产能过剩，这是抵牾的。如果认为中国有产能过剩，起主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毕竟上中国国内这些企业之以是有竞争力是由于中国国内有一系列上风，包括超大规模上风，它可以大概卷起来，而许多国家是卷不起来的。中国能卷出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中国干净能源投资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第二个上风是后发上风加新技术应用。

中国有较大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布局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变。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另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紧张是消耗布局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毕竟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第三，强大的跟随技术和工程化本领。中国的短板是“0-1”底子研究范畴比力差。“卡脖子”是一个表象，背后中国在底子研究和原始创新，或者源头创新方面较弱势。

对此有三个解决方案，一是承认和保护弘扬企业家精力，二是重视发挥大型科技企业的作用，中国在底子研究范畴要增强和国际上的交流，末了应该壮大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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