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百多个将军级战犯中，同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文强和黄维是比较执拗倔强的，当大特务康泽、周养浩、徐远举都纷纷认罪的时候，文强和沈醉一个果断不写悔过书，一个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以是尽管有人将他们列入前几批特赦名单，但管理所一直反对，以是这二位直到1975年才末了一批特赦。

文强和黄维末了一批特赦，也算塞翁失马，如果他们跟王耀武陈长捷一样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还真未必能有那么长寿。

黄维有时候很倔强，有时候又很“谦善”，比如对同期的陈赓上将，他就是心折口服，以致出于对陈赓的尊重，跟陈赓的学生语言，也比较客气，还有些荣幸地告诉陈赓的学生：“我跟你们校长是同学，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但我也有两不骂，两不服：说我曾经很反动，可以！我能接受，但说我是笨蛋、是草包，我是不能接受的，由于我一不是笨蛋，二不是草包。”

黄维这两不服，就是一不服别人说他是笨蛋，而不服别人说他是草包：“我的兵团末了是全部被歼，也就是我黄维，换个人，未必比我强。当时在双堆集，我的队伍没有吃的，啼饥号寒，我顶了二十八天，换个人，行吗？”

黄维这些话，是对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天下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工作，并与黄维多次打过交道的王春光说的，王春光写了一篇《我与黄维的一段来往》，发表在政协《纵横》杂志1999年第四期。

王景春与黄维第一次晤面，“起首就觉得此人不俗，个子固然矮小，但武士气质很浓”，黄维也发现了王景春的不凡之处：“王同道，我看您在军队干过，您有武士气质。”

王景春笑了：“不瞒您说，我的司令员就是鼎鼎大名的陈赓上将，与您照旧黄埔校友。”

黄维立刻变化了态度：“听说陈赓后来办了个军事工程技术学校，您肯定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啰！”

王景春答复：“正是。”

跟老同学的学生语言，黄维终于袒露了真诚的笑容：“陈赓是黄埔一期的，是黄埔著名的三杰之一。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平常，他很会做工作，广东东征时，他救过蒋校长的命，校长对他非常器重。后来国共关系破碎，人家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我是和他背道而驰，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路。后来，又成了阶下囚。头脑起来，非常惭愧。”

拉上了“师门”关系，黄维也放开了，除了那“两不服”之外，他笑着告诉王景春，本身还有两不骂。如果这一幕让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看了，肯定大跌眼镜。

当初黄济人为了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去采访黄维，黄维完全是一副尊长神态：“你进来！你坐下！你脱鞋！你脱袜！（看见黄济人的袜子袒露了脚趾）你是不是好吃懒做的人？否则的话，你怎么这样穷！听邱行湘说你是学中文的，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也在中学教过语文。你师专毕业不愿教书的话，可以去当木匠。我看你肩膀宽宽的，手上肯定有力气……”

黄济人被黄维弄得无言以对，却没想到黄维把一双深蓝色的棉线袜子轻轻放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叹了一口吻：“对不起！我怎么能责怪你呢？怪只怪我们打败了仗，让你们这些晚辈受苦受罪，受苦受罪啊……”

黄维跟黄济人说了很多话，但是却一个字都不愿骂老蒋和陈诚，作为晚辈，黄济人固然不能问得太多，但是面对陈赓的学生，黄维这位“师叔”却是有啥说啥：“国民党内坏人很多，我也恨他们，骂他们。比如像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好汉。”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能看到，包罗黄维、叶立三（汗青原型韩浚）、蔡守元（汗青原型张淦）在内，险些全部的正规将军都瞧不起特务，他们瞧不起戴笠、毛人凤，固然也看不上徐远举周养浩，就连康泽也羞于认可本身是特务，一直强调本身被俘的时候是“绥靖区中将司令”。

黄维骂特务绝不夷由，特务出身的战犯也经常找黄维的麻烦，那就是欺负黄维人单势孤，像杜聿明、王耀武、王陵基那样的“大人物”，徐远举和周养浩也不敢去招惹。

黄维说戴笠和毛人凤都算不得真好汉，但是却果断不骂两个人，他告诉王景春：“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第一个是蒋校长，是我的最高长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第二个是陈诚，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就不会那么快。我二十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七岁当师长，三十四岁当军长。我当十二兵团司令时，年仅四十四岁，可以说是飞黄腾达。”

黄维说了老蒋一大堆好话，幸好那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人会由于黄维这样说而把他送回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早已竣事汗青任务，所长姚伦还跟文强一起当了影戏《决战之后》的顾问，这件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蜜意回想。

黄维不骂老蒋，也不骂陈诚，他说蒋军中坏人多，那坏人中肯定有他的副手胡琏。胡琏逃出淮海前曾与黄维有过约定，谁活着出去都要照顾对方的家属，但是胡琏逃归去后，给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等数百名被俘军官的家属都争取到了最高三十两黄金的“抚恤金”，但是偏偏不给黄维的夫人，黄夫人去讨要的时候，还被胡琏骂了一顿：“十几万人都死在黄维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该死！”

如果有人骂胡琏，黄维还可能跟着骂几句，但是有人骂陈诚，黄维却肯定要吹胡子瞪眼反驳，以致还会拉上一大帮人写文章“组团”反击。

杨伯涛写了《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以陈诚为首的“土木系”战犯立刻群起攻之：黄维写了《<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见》，方靖写了《<对陈诚集团发展史纪要>的订正和补充》。

这些人争论的焦点，就是陈诚有没有出卖邓演达，一时间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硝烟弥漫，一帮土木系吵得不可开交，笔者恰好买了一百本文史资料选辑，这里就摘录几句他们的出色发言，以供读者诸君品评。

杨伯涛在《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中说：“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1932年）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接洽，邓先生被蒋捕去以后，当即有人说是由于陈为了取得蒋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逮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变化……”

尽管杨伯涛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各方面见解，还用宋瑞珂的话替陈诚辩解了几句，但是那帮土木系根本就不买账。

黄维在《邓演达义士被害的原形》中起首开炮：“杨伯涛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没有反映汗青的真实面貌，我认为杨文所记述的陈诚向蒋告密，出卖邓演达，使等致遭逮捕杀害的题目是完全不符合汗青究竟的，现提出订正如下……杨伯涛说陈诚暗害邓演达义士是毫无根据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82年9月7日。”

邱行湘也于1982年8月19日写了《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题目》：“陈在牯牛岭忽得邓演达被蒋杀害的噩耗，泪流满面。陈个性倔强，但很重感情，早已取得蒋的信任，决不致忘恩负义出卖邓演达。”

宋瑞珂跟着在1982年9月22日写了《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的发迹有关联吗》：“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联的。”

土木系众将吵得不可开交，《文史资料选辑》也是公平公正地全文照登各方意见，同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董益三乐不可支：“现在两岸关系都平静了，你们陈诚集团内部还在打仗，打得灰尘飞扬的，正可谓当代版的三英战吕布呢！”

董益三跟黄维是有些过节的，他看笑话可以理解，专员办公室学习组正副组长文强和沈醉也不出面阻止，就是为了让各人各抒己见，原形越辩越明。

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三十多年，土木系照旧“征战不止”，可以想见他们被俘之前的内耗有多激烈，这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很多有趣的题目：黄维在被俘前除了老蒋和陈诚谁也不服，但是对陈赓却非常尊重，他的两个不服、两个不骂，应该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