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盟传媒 - 一个会员自行传媒的平台,人人都是传媒者!

标题: 有故乡可回的人是幸福的 [打印本页]

作者: 虎勾爸    时间: 2024-6-17 23:59
标题: 有故乡可回的人是幸福的



夜读·开卷有益

一本好书,起首是让人能够读进去,进而得到某种启示。好的文字,像潺潺溪水一样自然流入心田,耐久而难忘。


《大地与尘埃》正是如许一本书,它堪称西南乡村版的《人间间》。作者王新程以这部自传体散文集,记述了自己成长经历中重要的至爱亲人与难舍的故乡。全书基调温暖,文笔真挚朴素,作者以儿子这个身份切入,叙述尊长的平常生存,观察细致入微,随着回想的展开,乡村画卷中普通人的命运和期间交织,颠沛流离中写尽人性的坚固优美。作者的文笔质朴,却有催人泪下的力量。


本文摘自《大地与尘埃》的第一章《大地上的母亲》,对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欢迎阅读原作。




大地上的母亲(节选)


1


母亲庚子年腊月初九往生。我们为她超度后,把她安顿在官渡滩后面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寨。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毕七”(即七七)。“毕七”那天清晨,我们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固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本年春天来得早,人间春风浩大。母亲的坟上还是新土,但墓碑的缝隙间已经冒出细嫩的青草。齐备都在消逝,齐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我的母亲生在一个贫困农家,外公去世早,她刚刚长成,就和外婆一起劳动,把自己和我的舅舅养大,并供舅舅读书。成年后,她嫁给同样贫苦的父亲,在大地上,诞下四个儿女,最后存活三个。她跟父亲在地里种红薯、洋芋、苞谷、大豆,把三个儿女养大。


年轻时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是方圆几十里着名的尤物。但地皮斲丧了她,磨损了她。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多岁,但仿佛已经在人间忍耐了好几十年。她在地皮上的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有点智慧的丈夫,生养了三个让她安心的儿女,其他没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裳,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探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官渡地皮。地皮养育了她和她的儿女,也耗尽了她的一生。八十五岁上,大地召她归去,她躺进她生前一直耕种的一小片地皮里。


本文插图 / 摄图网


2


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团体,母亲每天清晨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她的胸膛就吃。那时候母亲的奶水,已经没什么滋味和营养了,但我就是断不了。近晌午,我又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坐在树杈上,等母亲抽闲过来喂奶。


那时候大团体劳动人多势众,人们在地头点苞谷,像打仗。社员排成几列纵队,刨垄、打窝、点种、盖肥、瓮土,流水线作业,几列纵队齐头并进,抢先恐后。队长背着手,在壕垄间查质量、催进度。


母亲一到了晌午就开始东张西望,看到我的小脑袋从桐花中探出来,就跟队长撒谎说解手,扔了锄头就朝我跑来。我从树上溜下来,撩开母亲的衣襟就开始吃奶。有一天我吃得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我仰面,见队长正恶狠狠地盯着我。原来母亲离开久了,她那个环节断了,她那条流水线的社员都闲坐在地头。队长很气愤,就寻过来,呵斥我的母亲。队长真凶,训得母亲直淌眼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


当晚回家,母亲用锅烟灰拌了火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就不敢哭出声了。我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火油灯光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儿地淌泪,以为被母亲扬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一次离别。





3


多年以后,我与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


起先,在姐姐的头上,还有一位大哥。只是那位大哥在两岁时得了病,没活过来。母亲从此落下了病根,经常没来由地心口疼和惊慌。我出生后,身子很弱,她很担心把我也弄丢了,经常半夜里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


断奶这事,母亲很果断,也可能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娃走不远”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七八里外的黎家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听课。我听老师讲得风趣,就忘记了吃奶这事。


如许,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时,我正式成了一年级的学生。


我的老家叫官渡滩,寨前有条河,叫董河。河水清浅,游鱼如织。村人常用自制土炸药炸鱼。一只炸药包点着了,朝河中央扔,“轰”的一声,鱼儿就翻着白肚皮上来,浮在水面上。炸鱼是很危险的事变,炸药包扔早了,掉到水里,把鱼吓跑了;扔晚了,在手里爆炸,把人炸出个窟窿,大概炸掉半只手,也是有的。


母亲严禁我炸鱼。凡是危险的事变她都果断克制。但男孩子哪里禁得住诱惑?有一次,我跟着寨里的孩子去河里炸鱼。雷管刚炸响,就听到一声惨叫,扔炸药包那个人的手炸没了,剩下一截断掌像根树桩茫然地朝天举着,不绝朝外涌血。我们都吓蒙了,随即大哭大呼起来。


母亲听到爆炸声,又听到哭声,她找到河边,瞥见那受伤的孩子,呆住了。等大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孩子抱走,她才醒悟过来,抱住我就哭。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儿地掐着我的胳膊,像要掐在手里才放心。等到河滩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搂着我,抽噎着、失魂落魄地回抵家。


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第二天,她得知那个孩子在医院里,无甚大恙,但残疾是肯定的了。她这才醒悟过来,揪住我就打。她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知天高地厚。她说人有三怕,怕天地,怕活物,怕鬼神。“你不怕我就打,打得让你怕。”她打完,又抱着我哭。


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心田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耀的星空和我们心田的道德律”。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当年打骂我时说到的“怕”。我想,母亲说的“怕”,实在应该是敬畏吧。敬畏星空,敬畏自然,敬畏法则,敬畏道德,敬畏生命。这是一个人苟活于世而不乱的底线。





4


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乳,得母亲的恩情比别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抱病全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挑粪、打猪草,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每天上学放学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里,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数一数二。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不打喷嚏也不咳嗽。有时候触怒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抽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全部的男丁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


我原来可以像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再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大概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大概深圳,去工地下夫役,搭钢架、制模,大概进厂里车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回到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旧屋基上起个楼房。


但我读书实在机敏。父亲以为读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还是个正途。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熟悉。但她非常敬重读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


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她笃志细致地抽针纳线,无休无止。有时候我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看着我,母子俩眼神交汇,我仿佛得到了无尽的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笃志学习。


有时候母亲薄暮才从地里收工回来。天黑尽了,她点着油灯做饭。我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灶前,就着跳跃的火光写作业,一边写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母亲在灶后繁忙一会儿,锅里的香气就升起来了。我不由得吞口水,看看母亲,她正抽闲也看着我。我赶紧低下头继承写作业。


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常由于繁忙而顾不上的活,择豆子、抹苞谷,大概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豁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


有时候,我静静仰面看母亲,看她正着迷地绱鞋,就是把纳好的鞋底和绗好的鞋帮缝合在一起。那是做鞋的关键处,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滴滴答答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由于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是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


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节日。





5


二十岁那年,我参加工作,在一个乡的财政所当农税员。报到那天清晨,父亲跟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再搭车去乡里报到。母亲早早为我打好铺盖卷,搁在背篼上,用绳子扎紧拴牢。背篼里放着洋瓷面盆、茶缸、口杯和几件衣物、几本书。母亲躬身背起背篼。我要背,她不让,说怕把我衣服弄皱弄脏了。那天我穿着划一,白衬衫、灰裤子、白跑鞋,肩上挎了一只人造革的灰皮包。从形状上看,还是一个干净斯文的学生,但在心田,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作干部了。


我跃跃欲试,父亲也很兴奋。父亲常年走村串户,比村里人多些见识和主意,对俗世的普通生存,也有一些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头脑明确,也善谈,无论跟什么人相处,在进退上,都能保持适当的分寸。那天清晨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听父亲侃侃而谈,他这一路恨不得把满肚子的见识和主意都倾倒给我。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嗯嗯”答应。母亲背着铺盖卷跟在后面,一声不响。


去车站的路有十几里,其中一段要颠末我家的一片庄稼地。走到地边时,母亲说她要去地里砍边,让父亲送我。砍边是犁地前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把地边的蒺藜和野草砍下来烧在地里,把地边摒挡净。一天下来,砍边人的手经常被勒得满手茧节,指头和手掌被波折、草叶割扎得鲜血淋漓。


当时父亲正说到兴头上,就提出让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不急这半天。母亲说,“我先砍净,你从车站回来,来日诰日恰恰套牛犁地了。”父亲不耐烦地说:“就半晌午,那些刺藤和丝茅能长到哪里去?”母亲低头柔声说:“耽搁不得呢,白露眼看就要来了。白露一到就要下荞麦种。”


父亲不耐烦了,他招招手说:“去嘛去嘛,你去嘛。”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从肩背卸下背篼,换到父亲肩上。我说我背,她还是不让。父亲背上背篼气哼哼地走上前了。


母亲帮我把挎包的包带理正,迟疑一会儿,说:“去了那里,要勤快,力气使了力气在。”我赶紧答应:“嗯。”她又说:“莫做能人,莫出头。”我赶紧又答应。她想了想,再说:“要有良心。”说完这句,她顿了顿,又说:“莫像从前那些干部。”多年前的情景又回来了。我审慎地说:“妈,不会。”她就转了身,拐进旁边的小路。


我追上父亲,他不满意地说:“我还不晓得你妈,她就是怕见人,不敢跟人说话。由她,由她。我们走,我们见世面去!”


父亲还在不住地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瞥见母亲沿着小路下到沟底,顺着一条土埂儿进到我家地里。那时候是九月,苞谷已经掰过,苞谷杆秆儿也已砍倒,束成捆,有的垛在地边,有的盘在棬子树干上。地皮空了下来,也歇息下来。等白露一到,就下荞麦种,开始新一轮的耕种和收获。秋风起了,山里有些凉。风顺着沟头吹下来,浩浩大荡吹到沟尾,满沟是波涛一样的风声。地里的棬子树、油桐树枝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风过了一阵,又来一阵。丝茅、野高粱、灌木伏下去,回发迹来;又伏下去,又回发迹来。我的母亲走进地里,风吹来时,她趔趄了几下,等风过去,才又站稳。


地皮一年四季被庄稼覆盖,只有这时候,才裸露了出来,满沟满岭都是板硬扎实的褐色。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母亲在地里繁忙,暗黑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指肚样的点在地里动来动去,最后,融进了无尽的褐色地皮,看不见了。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二次离别。





6


那些年,真是顺风顺水,样样积极都有收获。我从县里调到地区,又从地区调到市里,最后,从市里调到北京。其间,又几度下派、挂职,一步一个台阶,可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母亲以一个农妇的秉性,把这些都归结于祖宗和地皮的保护。她认为这都得益于祖坟葬得好。我每进一步,她都要父亲买丰厚的纸礼,审慎地烧在祖坟前,以谢祖上泽被护佑之恩。我从市里调到北京,她乃至拜谢了地皮菩萨,她以为这都是来自负地和神祇的福祉。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父母都要前来探望。每次到机场接他们,看二老一人拉着一只行李箱,风尘仆仆出来,脸上挂着日光晒出来的笑脸,爽朗得就像秋日地里的庄稼。一抵家,母亲就从箱子里一件件往外掏,风萝卜、腊肉、香肠、豆腐干、鲊海椒,她把地里一年四季产出的宝贝,悉数带到儿子跟前。李虹很喜欢这些东西,女儿春雨也非常开心,她拍着手说奶奶把农家乐搬抵家来了。


父母来家的时候,我每天推掉应酬,放工就回家,陪父母谈天,跟母亲下厨房做她带来的土菜。有天进了家门,就闻到香味,我寻着去厨房,见灶上的铁锅里扑哧扑哧炖着腊肉风萝卜,母亲正笃志在砧板上,细致地切豆干丝。豆干是我们故乡的特产,自制的豆腐熏了一冬,熏得绵密又铁实。豆干先是打成薄片,再切成麻绳细的丝,煮在汤里,柔韧细匀,汤汁像牛奶一样浓白香醇。切豆干丝是考技能、也堪萃心的一项技能。寻凡人家很少吃,只有讲求的人家大概宴席上才有这个。


我非常喜欢吃,母亲每年就熏不少豆干,千山万水带过来,做给我吃。但她年龄大了,手不机敏,眼睛也不好了。那天她切得非常认真,也费劲,像一个笨学生在做一道难题,战战兢兢的,但那场景让我非常安心。窗外的天光照进来,照在母亲身上,窗前的母亲成了一道剪影。我站在厨房门口,仿佛年少的时光又回来了。


有朋友在酒楼请二老用饭。父亲兴致很高,能讲,也能喝。但母亲一直安详温静,也不怎么吃菜。好心的朋友热情地劝他俩,她也不怎么积极,倒是对燕窝有些喜欢,说“那个稀饭熬得亮晶晶的,还好吃”。(厥后她受难,到了最艰危的田地,我们给她买燕窝,她却心痛我们的钱,不愿吃了。)回家的路上就感慨,说有些东西名号大,费钱多又不好吃,以后还是多带些官渡滩的菜来给我们吃,也分些给我的朋友们。父亲打断她说:“北京人哪里吃你这些土货!”母亲说:“人的肚子,还是要吃自家地里长出的土货。”想了想,又喃喃地说:“凡是对我儿子好的人,我都要好好待。”


父母每次去城里看我们,都来去急忙,说离不开家,离不开官渡滩。又说城里的房子离地千尺,不接地气。我们初到北京时,住小两居,厥后搬到三居室,等到我们住进了有小院的房子,双脚可以踏在大地上了,我请二老定居下来,母亲又推辞了。她说这地跟官渡滩的地差别。这地只长花草,官渡滩的地长红薯、洋芋、苞谷。她说人的脚要踏在地皮上,才扎实。地皮补人呢。





7


刚去北京时,我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时候也好高骛远。工作的种种良好之处,我很享受,京城的那些排场也让我过瘾。早先父亲很为我得意,他瞥见经常有人围着我奉迎,这中间,又有人对我毕恭毕敬,他认为我有头脑,有出息,很长他的体面。母亲却不怎么说话。过了些时间,两人都有些忧心忡忡。


有天深夜回家,天下着大雨,父亲窝在沙发里瞌睡,母亲坐在沙发的另一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膝上,像是有些不安。我换了衣服,在她身边坐下来。她显然有话要说,但似乎没想好怎么说。她犹夷由豫的,忽然说:“我们从地里出来不容易……我们不图闹热,图扎实。(那些人)跟我们无亲无端的,每天黏着……还不是想把你裹坏……你要是着裹坏了,我啷个办呢?”


我感觉可笑,笑母亲小题大做,也笑她没见过世面,不懂情面世故。这实在就是乐成呢。想不起当时我说了句什么话,母亲一听,忽然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从官渡滩出来,就要有官渡滩的样子……你想要学坏,不如回家跟我种地。”


如今想来,那个夜晚实在惊心动魄。她以一个母亲的直觉,敏锐地嗅到繁华处的危急,又以一个农妇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提示了我。而我却是后知后觉。我惊异于她的智慧的同时,也惊异于她的果敢和果断,以及她弃取进退的原则。


第二天清晨上班时,父亲送我上车。他说:“你妈昨晚没睡,哭了一夜。”我心田一惊,又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李虹不警惕得罪她了,大概是春雨调皮?”父亲说:“不是,儿媳跟孙女都好得很。你妈没文化,讲不出啥子道理。我也是诚实人说老真话:世上有两种大角(jué)色(酉阳话,狠脚色的意思),一种站得高,一种扎得深。我是个农民,也经事几十年,道理放哪里都一样——站得高的不如扎得深的。站高的时候有人捧……但我们不图豪富大贵,就图个扎扎实实。”


我急流勇退了。我调离先前那个炙手可热的岗位,换到另一家单位。新的工作寂静、扎实,但也非常艰苦。我非常卖命,同事们也非常积极。几年工夫,一个年收入一千八百万元的单位,就被我们拉扯成年收入二十八亿元的业内知名企业。三十五岁那年,我成了部里最年轻的正司局级向导干部,并且多次被评为先辈。


我在新的单位,数亿元的订单一笔又一笔地签。我的母亲在官渡滩的地里,苞谷、红薯、洋芋、青菜,一季又一季地种。秋日里,她提着竹篼在地里捡豆荚,豆子落进土里,她警惕地一粒一粒抠出来淘净、晒干。她跟父亲吃简朴的饭菜,穿质朴的衣裳,待人办事温静安详。父亲试图用一把苞谷籽和一筐苞谷籽跟她打比方,让她知道我为国家挣了多少钱。但她完全不得要领。在她有限的认知里,百元、千元乃至万元有多少,她是知道的。凌驾这个数,她就茫然了。


我们姐弟仨,哥哥跟我都很积极,姐姐也嫁到一个好人家,过得不错。每当亲邻奉承母亲有福气,母亲就安详温和地说:“几个孩子就是糊得上口。全靠地皮保佑,全靠你们大家担待。”


父亲向来像个干部。自从儿子当上干部后,他说话办事就更有干部派头了。母亲怕他说话得罪人,经常给他打圆场。哥哥有时候也不免急躁和粗暴,母亲就要批评,让他对人要和睦。我们给她钱,起先,她不要,说在官渡滩有钱也花不出去。但大家执意要给,她就收下,也舍不得用,全藏了下来,待孙子们有需要的时候,她又全拿了出来。村人和亲邻,不管谁有了难处,她看在眼里,都能有分寸、不伤人自负地给予资助。在官渡滩王家六十多年,她从没跟人吵过架,角过逆(角逆,重庆方言,闹纠纷的意思)。


她种出的粮食和瓜菜,一袋一袋地托人送往城里带给孩子们,新米、新豆、土豆、萝卜。吃不完的豆角、青菜,她晾干腌制成干菜、酸菜,带给我们。她知道儿女的胃,缅怀的还是故土长出的东西,她双手晾制的东西。这些东西温养慰藉了我们的肠胃,也塑造了我们的风致。无论走得再远、再积极,都不敢再轻狂了。


有一条航线穿过官渡滩上空。每每听到高空中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大地上的父亲和母亲就抬起头来,眼望着白鸟样的飞机越过官渡滩后山,向北飞去。父亲这时就会笃定地说:“到老幺那里去的。”母亲往往同意他的意见,重复道:“是到老幺那里去的。”





8


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经常肚子疼,每次发作,家人就给她吃子弹壳里的炸药,我们叫“药面面”。那时候,山里穷,也落后,人抱病,险些不请医生,也不买什么药治,唯一的药就是子弹壳里的“药面面”。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经常想起母亲的腹痛,想起她和村人每每因病痛吃下的“药面面”。炸药真能治腹痛吗?是由于它的名称里,有一个“药”字,村人就认它为良药?还是炸药里的硝有治疗作用?抑或,硝这个东西有麻醉功能,服下就能镇痛?小时候想到这事,以为非常神奇。成年后再想起,心田已经没有了神奇,只有悲怆。我只有一次次祷告,我的父母乡亲,他们由于病痛而多次服下炸药面面的肠胃,会坚固得如铜墙铁壁。


…………


转眼过了大半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北京处置惩罚事务。


9月14日,姐姐打电话,说母亲腹痛。我的心一下就狂跳起来。命运来向我们索债了。


姐姐在电话里继承说,母亲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告诉她,送到县里的医院查抄,初步诊断是结肠癌,晚期了……


母亲仍然积极地挣扎求生。但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医生善意地放弃了治疗,让我们带她回家。我们老家农村实验土葬,最怕“人死了被烧”。并且,一个有福有寿、儿孙满堂的人,是不能死在表面的,不然进不了堂屋。我告诉母亲“疫情又严重了”,在重庆怕被感染,先回官渡滩老家。她迷惑地看着我,像是不甘心,有些不舍,又不好不听我们的话似的,好一会儿,才颔首同意了。


临行前,我和女儿搂着母亲照了一张合影。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跟母亲合影了。女儿搂着奶奶笑得很甜。拍完照,她就跑到走廊止境啜泣不已。


从市里到官渡滩,车程有四个多钟头。那天我们开得很慢,上午十点出发,开了五个钟头才抵家。一路上,嫂子在旁边照料母亲。早先我们很担心她身体受不了,但还好,沿途只短暂苏息了三次。车开到我家对面柏树林的时候,嫂子问母亲到哪里了?母亲见立即就要抵家了,笑得很开心,那是她抱病住院以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车开抵家门口,我想把母亲背进家门,但她对峙自己走上去。亲戚们强作欢颜,聚在我家里欢迎她回家。她好像也受到鼓励,那天夜里在火铺上坐到九点钟,对来探望她的亲邻笑微微的,但已经没有什么精力说话了。


那以后,陆续有亲戚和朋友来探望她。她已经形销骨立,并且开始了最暴虐的疼痛。当疼痛来袭时,如烈火焚身,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牢牢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几天里,她痛的时间越来越长,隔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母亲能对峙到春节,大家陪她热热闹闹过个年。


1月9日那天,我要赶回北京处置惩罚一件急事。恰恰有位朋友弄了一条很大的甲鱼给母亲送过来。那天母亲精力不错,要我扶她起来到火铺上坐坐。我陪着朋友在火铺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在火塘里烤土豆和粽子吃。母亲斜靠在板壁上,安详地看着我们。


朋友让我吃一个粽子,我刚吃过早饭,不饿。母亲这时发话了,她说:“再吃一个吧,你自小就喜欢吃粽子,那时候难过吃到呢。从官渡滩到北京,路远,吃饱点儿,才禁得住冷。”我一直严酷控制体重,很自律。那天,母亲说完那句话后,我拍拍肚子,让母亲看:“妈,我一点儿也没长胖,对自己从不放松要求。哪怕是一个粽子。”她就不言语了。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关心我的饥饱冷暖。





9


1月18日清早,嫂子打来电话,哽咽着说母亲病危。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


母亲已经昏迷了。我俯下身握住她的手,高声地叫她,好半天,她才睁了眼,看看是我,艰巨地说出一句话:“搬盘你们了。”在我们老家,“搬盘”就是为别人奔忙劳顿、费周折的意思,相当于“给你们添贫苦了”,是含着愧疚之意的。


这是母亲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她全身的骨头硌得自己疼。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坐在床上,把她抱在怀里,她才好受点。疼痛袭来时,她又蜷缩起来,不住发抖。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散了,不知自己怎么才能活得下去。


我们抱了两天两夜。她一直深度昏迷,已到弥留之际。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轻得像羽毛,而魂魄正在抽离逃逸。我用脸反反复复蹭着她的脸,一声声叫她,想把她的魂唤回来。


1月20日半夜,她终于睁开眼睛,费劲地审察围在她身边的人,又看清抱着她的满脸是泪的正是她的小儿子,她费力地嚅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慢慢地,她眼角有泪渗了出来,最后流了满脸。


1月21日16时13分,母亲把身体留在我的怀里,魂魄升了天。我为她合上双眼。


10


她躺在黑漆的棺椁里,穿着绣了富丽花朵的黑绸裤衫。她的膝盖风湿消失了,偏头痛消失了,心口疼消失了,手臂麻痹消失了,腹痛消失了,她拼了命与之搏斗的癌也消失了……她嘴唇微抿,眉目安详,容颜沉静,像是出走多年,终于回到故乡。


葬礼那天清晨,我们跪伏在她的墓穴前,看着一铲铲黄土纷纷落下,把她掩埋。大地采取她的一位女儿回家了。这是人间播撒进大地深处的又一粒种子。从此她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与大地一起滋养和孕育,一同经历四季、雨水,一起承担耕种、收获,一起包容,一起忍耐,一起希冀。在她长眠的地方,会长出新的庄稼、草木,新的伤心和幸福,以此养育一代又一代儿孙。


…………


夜里,父亲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冷静地烧水、煮茶、吸烟、咳嗽,她不在父亲身边,为他烧火、添水、点烟,在他流着泪咳嗽时替他捶背。我坐上汽车开出家门,她没有在后备厢里装满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我习惯性地看后视镜,她没有站在路边望着我离去。大地采取了她,再不计划把她归还我了。我把父亲接到我身边,夜里我俩在灯下慢慢聊起她,却又感觉她就在灯影里冷静看着我们。


父亲像一棵树。山里的男子都像树,笔直,高挺,外壳粗糙,坚硬。没有什么能够摧折,除非砍劈。纵然与刀斧相遇,也会发出斫斫之声。与父亲们相比,母亲们则像是草本植物,像高粱、苞谷、小麦、稗子,乃至像丝茅。对,丝茅。丝茅最早出如今《诗经》里,厥后它又有了一个好听又好看的别名——苇,这些都让这种植物具有了古老又清澈的诗意。


但是,你若到了我们老家,在中国西南山地,在那些坡坡坎坎,在山坳,在岩脚,在林边,在地角,在河边,在路边,到处都长满了丝茅。你会发现,诗意跟丝茅一点儿都沾不上边。在我们那里,丝茅是很普通很猥贱的植物,漫山遍野都是。我们也不叫它苇,都叫丝茅。它茎秆粗壮,比芭茅高,叶片粗粝,叶边锋利,秋后连牛都不敢下口。隆冬里,丝茅独安闲地下蓄茎,春冻时醒来,静静冒芽,抽茎,拔节,吐穗,倾尽一生长出看不见的籽实。白露时节,满山芒穗,白茫茫一片。秋风起了,芒絮纷飞,让人落泪。它一生柔韧,沉默沉静,百折不回,干旱再久它也不枯,雨涝再深它也不溺。风暴来时,它伏下身去;风暴过后,它又挺发迹子。到老了,它顶着一头白穗,倒伏在地,最后腐朽在泥土里,孕育新一轮生机。


她就是大地上的一株丝茅,是我的母亲,讳名樊玉香。








在《大地与尘埃》里,我们读到一场漫长的告别,一场长期的爱与守望,一场对于心田安宁的寻求。作者以缓慢从容的叙述重返时间河道,在对流逝与永在、捐躯与原谅的探究中,终于获得魂魄的安妥。
点击链接购买本书:「链接」




欢迎光临 天盟传媒 - 一个会员自行传媒的平台,人人都是传媒者! (https://tianmg.com/mp/) Powered by Discuz! X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