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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有故乡可回的人是幸福的 [打印本页]

作者: 虎勾爸 时间: 2024-6-17 23:59
标题: 有故乡可回的人是幸福的

夜读·开卷有益

一本好书，起首是让人能够读进去，进而得到某种启示。好的文字，像潺潺溪水一样自然流入心田，耐久而难忘。

《大地与尘埃》正是如许一本书，它堪称西南乡村版的《人间间》。作者王新程以这部自传体散文集，记述了自己成长经历中重要的至爱亲人与难舍的故乡。全书基调温暖，文笔真挚朴素，作者以儿子这个身份切入，叙述尊长的平常生存，观察细致入微，随着回想的展开，乡村画卷中普通人的命运和期间交织，颠沛流离中写尽人性的坚固优美。作者的文笔质朴，却有催人泪下的力量。

本文摘自《大地与尘埃》的第一章《大地上的母亲》，对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欢迎阅读原作。

大地上的母亲（节选）

1

母亲庚子年腊月初九往生。我们为她超度后，把她安顿在官渡滩后面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寨。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毕七”（即七七）。“毕七”那天清晨，我们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固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本年春天来得早，人间春风浩大。母亲的坟上还是新土，但墓碑的缝隙间已经冒出细嫩的青草。齐备都在消逝，齐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我的母亲生在一个贫困农家，外公去世早，她刚刚长成，就和外婆一起劳动，把自己和我的舅舅养大，并供舅舅读书。成年后，她嫁给同样贫苦的父亲，在大地上，诞下四个儿女，最后存活三个。她跟父亲在地里种红薯、洋芋、苞谷、大豆，把三个儿女养大。

年轻时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是方圆几十里着名的尤物。但地皮斲丧了她，磨损了她。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多岁，但仿佛已经在人间忍耐了好几十年。她在地皮上的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有点智慧的丈夫，生养了三个让她安心的儿女，其他没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裳，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探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官渡地皮。地皮养育了她和她的儿女，也耗尽了她的一生。八十五岁上，大地召她归去，她躺进她生前一直耕种的一小片地皮里。

本文插图 / 摄图网

2

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团体，母亲每天清晨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她的胸膛就吃。那时候母亲的奶水，已经没什么滋味和营养了，但我就是断不了。近晌午，我又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坐在树杈上，等母亲抽闲过来喂奶。

那时候大团体劳动人多势众，人们在地头点苞谷，像打仗。社员排成几列纵队，刨垄、打窝、点种、盖肥、瓮土，流水线作业，几列纵队齐头并进，抢先恐后。队长背着手，在壕垄间查质量、催进度。

母亲一到了晌午就开始东张西望，看到我的小脑袋从桐花中探出来，就跟队长撒谎说解手，扔了锄头就朝我跑来。我从树上溜下来，撩开母亲的衣襟就开始吃奶。有一天我吃得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我仰面，见队长正恶狠狠地盯着我。原来母亲离开久了，她那个环节断了，她那条流水线的社员都闲坐在地头。队长很气愤，就寻过来，呵斥我的母亲。队长真凶，训得母亲直淌眼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

当晚回家，母亲用锅烟灰拌了火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就不敢哭出声了。我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火油灯光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儿地淌泪，以为被母亲扬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一次离别。

3

多年以后，我与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

起先，在姐姐的头上，还有一位大哥。只是那位大哥在两岁时得了病，没活过来。母亲从此落下了病根，经常没来由地心口疼和惊慌。我出生后，身子很弱，她很担心把我也弄丢了，经常半夜里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

断奶这事，母亲很果断，也可能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娃走不远”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七八里外的黎家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听课。我听老师讲得风趣，就忘记了吃奶这事。

如许，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时，我正式成了一年级的学生。

我的老家叫官渡滩，寨前有条河，叫董河。河水清浅，游鱼如织。村人常用自制土炸药炸鱼。一只炸药包点着了，朝河中央扔，“轰”的一声，鱼儿就翻着白肚皮上来，浮在水面上。炸鱼是很危险的事变，炸药包扔早了，掉到水里，把鱼吓跑了；扔晚了，在手里爆炸，把人炸出个窟窿，大概炸掉半只手，也是有的。

母亲严禁我炸鱼。凡是危险的事变她都果断克制。但男孩子哪里禁得住诱惑？有一次，我跟着寨里的孩子去河里炸鱼。雷管刚炸响，就听到一声惨叫，扔炸药包那个人的手炸没了，剩下一截断掌像根树桩茫然地朝天举着，不绝朝外涌血。我们都吓蒙了，随即大哭大呼起来。

母亲听到爆炸声，又听到哭声，她找到河边，瞥见那受伤的孩子，呆住了。等大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孩子抱走，她才醒悟过来，抱住我就哭。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儿地掐着我的胳膊，像要掐在手里才放心。等到河滩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搂着我，抽噎着、失魂落魄地回抵家。

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第二天，她得知那个孩子在医院里，无甚大恙，但残疾是肯定的了。她这才醒悟过来，揪住我就打。她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知天高地厚。她说人有三怕，怕天地，怕活物，怕鬼神。“你不怕我就打，打得让你怕。”她打完，又抱着我哭。

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心田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耀的星空和我们心田的道德律”。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当年打骂我时说到的“怕”。我想，母亲说的“怕”，实在应该是敬畏吧。敬畏星空，敬畏自然，敬畏法则，敬畏道德，敬畏生命。这是一个人苟活于世而不乱的底线。

4

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乳，得母亲的恩情比别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抱病全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挑粪、打猪草，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每天上学放学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里，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数一数二。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不打喷嚏也不咳嗽。有时候触怒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抽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全部的男丁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

我原来可以像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再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大概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大概深圳，去工地下夫役，搭钢架、制模，大概进厂里车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回到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旧屋基上起个楼房。

但我读书实在机敏。父亲以为读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还是个正途。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熟悉。但她非常敬重读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

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她笃志细致地抽针纳线，无休无止。有时候我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看着我，母子俩眼神交汇，我仿佛得到了无尽的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笃志学习。

有时候母亲薄暮才从地里收工回来。天黑尽了，她点着油灯做饭。我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灶前，就着跳跃的火光写作业，一边写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母亲在灶后繁忙一会儿，锅里的香气就升起来了。我不由得吞口水，看看母亲，她正抽闲也看着我。我赶紧低下头继承写作业。

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常由于繁忙而顾不上的活，择豆子、抹苞谷，大概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豁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

有时候，我静静仰面看母亲，看她正着迷地绱鞋，就是把纳好的鞋底和绗好的鞋帮缝合在一起。那是做鞋的关键处，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滴滴答答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由于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是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

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节日。

5

二十岁那年，我参加工作，在一个乡的财政所当农税员。报到那天清晨，父亲跟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再搭车去乡里报到。母亲早早为我打好铺盖卷，搁在背篼上，用绳子扎紧拴牢。背篼里放着洋瓷面盆、茶缸、口杯和几件衣物、几本书。母亲躬身背起背篼。我要背，她不让，说怕把我衣服弄皱弄脏了。那天我穿着划一，白衬衫、灰裤子、白跑鞋，肩上挎了一只人造革的灰皮包。从形状上看，还是一个干净斯文的学生，但在心田，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作干部了。

我跃跃欲试，父亲也很兴奋。父亲常年走村串户，比村里人多些见识和主意，对俗世的普通生存，也有一些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头脑明确，也善谈，无论跟什么人相处，在进退上，都能保持适当的分寸。那天清晨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听父亲侃侃而谈，他这一路恨不得把满肚子的见识和主意都倾倒给我。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嗯嗯”答应。母亲背着铺盖卷跟在后面，一声不响。

去车站的路有十几里，其中一段要颠末我家的一片庄稼地。走到地边时，母亲说她要去地里砍边，让父亲送我。砍边是犁地前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把地边的蒺藜和野草砍下来烧在地里，把地边摒挡净。一天下来，砍边人的手经常被勒得满手茧节，指头和手掌被波折、草叶割扎得鲜血淋漓。

当时父亲正说到兴头上，就提出让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不急这半天。母亲说，“我先砍净，你从车站回来，来日诰日恰恰套牛犁地了。”父亲不耐烦地说：“就半晌午，那些刺藤和丝茅能长到哪里去？”母亲低头柔声说：“耽搁不得呢，白露眼看就要来了。白露一到就要下荞麦种。”

父亲不耐烦了，他招招手说：“去嘛去嘛，你去嘛。”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从肩背卸下背篼，换到父亲肩上。我说我背，她还是不让。父亲背上背篼气哼哼地走上前了。

母亲帮我把挎包的包带理正，迟疑一会儿，说：“去了那里，要勤快，力气使了力气在。”我赶紧答应：“嗯。”她又说：“莫做能人，莫出头。”我赶紧又答应。她想了想，再说：“要有良心。”说完这句，她顿了顿，又说：“莫像从前那些干部。”多年前的情景又回来了。我审慎地说：“妈，不会。”她就转了身，拐进旁边的小路。

我追上父亲，他不满意地说：“我还不晓得你妈，她就是怕见人，不敢跟人说话。由她，由她。我们走，我们见世面去！”

父亲还在不住地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瞥见母亲沿着小路下到沟底，顺着一条土埂儿进到我家地里。那时候是九月，苞谷已经掰过，苞谷杆秆儿也已砍倒，束成捆，有的垛在地边，有的盘在棬子树干上。地皮空了下来，也歇息下来。等白露一到，就下荞麦种，开始新一轮的耕种和收获。秋风起了，山里有些凉。风顺着沟头吹下来，浩浩大荡吹到沟尾，满沟是波涛一样的风声。地里的棬子树、油桐树枝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风过了一阵，又来一阵。丝茅、野高粱、灌木伏下去，回发迹来；又伏下去，又回发迹来。我的母亲走进地里，风吹来时，她趔趄了几下，等风过去，才又站稳。

地皮一年四季被庄稼覆盖，只有这时候，才裸露了出来，满沟满岭都是板硬扎实的褐色。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母亲在地里繁忙，暗黑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指肚样的点在地里动来动去，最后，融进了无尽的褐色地皮，看不见了。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二次离别。

6

那些年，真是顺风顺水，样样积极都有收获。我从县里调到地区，又从地区调到市里，最后，从市里调到北京。其间，又几度下派、挂职，一步一个台阶，可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母亲以一个农妇的秉性，把这些都归结于祖宗和地皮的保护。她认为这都得益于祖坟葬得好。我每进一步，她都要父亲买丰厚的纸礼，审慎地烧在祖坟前，以谢祖上泽被护佑之恩。我从市里调到北京，她乃至拜谢了地皮菩萨，她以为这都是来自负地和神祇的福祉。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父母都要前来探望。每次到机场接他们，看二老一人拉着一只行李箱，风尘仆仆出来，脸上挂着日光晒出来的笑脸，爽朗得就像秋日地里的庄稼。一抵家，母亲就从箱子里一件件往外掏，风萝卜、腊肉、香肠、豆腐干、鲊海椒，她把地里一年四季产出的宝贝，悉数带到儿子跟前。李虹很喜欢这些东西，女儿春雨也非常开心，她拍着手说奶奶把农家乐搬抵家来了。

父母来家的时候，我每天推掉应酬，放工就回家，陪父母谈天，跟母亲下厨房做她带来的土菜。有天进了家门，就闻到香味，我寻着去厨房，见灶上的铁锅里扑哧扑哧炖着腊肉风萝卜，母亲正笃志在砧板上，细致地切豆干丝。豆干是我们故乡的特产，自制的豆腐熏了一冬，熏得绵密又铁实。豆干先是打成薄片，再切成麻绳细的丝，煮在汤里，柔韧细匀，汤汁像牛奶一样浓白香醇。切豆干丝是考技能、也堪萃心的一项技能。寻凡人家很少吃，只有讲求的人家大概宴席上才有这个。

我非常喜欢吃，母亲每年就熏不少豆干，千山万水带过来，做给我吃。但她年龄大了，手不机敏，眼睛也不好了。那天她切得非常认真，也费劲，像一个笨学生在做一道难题，战战兢兢的，但那场景让我非常安心。窗外的天光照进来，照在母亲身上，窗前的母亲成了一道剪影。我站在厨房门口，仿佛年少的时光又回来了。

有朋友在酒楼请二老用饭。父亲兴致很高，能讲，也能喝。但母亲一直安详温静，也不怎么吃菜。好心的朋友热情地劝他俩，她也不怎么积极，倒是对燕窝有些喜欢，说“那个稀饭熬得亮晶晶的，还好吃”。（厥后她受难，到了最艰危的田地，我们给她买燕窝，她却心痛我们的钱，不愿吃了。）回家的路上就感慨，说有些东西名号大，费钱多又不好吃，以后还是多带些官渡滩的菜来给我们吃，也分些给我的朋友们。父亲打断她说：“北京人哪里吃你这些土货！”母亲说：“人的肚子，还是要吃自家地里长出的土货。”想了想，又喃喃地说：“凡是对我儿子好的人，我都要好好待。”

父母每次去城里看我们，都来去急忙，说离不开家，离不开官渡滩。又说城里的房子离地千尺，不接地气。我们初到北京时，住小两居，厥后搬到三居室，等到我们住进了有小院的房子，双脚可以踏在大地上了，我请二老定居下来，母亲又推辞了。她说这地跟官渡滩的地差别。这地只长花草，官渡滩的地长红薯、洋芋、苞谷。她说人的脚要踏在地皮上，才扎实。地皮补人呢。

7

刚去北京时，我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时候也好高骛远。工作的种种良好之处，我很享受，京城的那些排场也让我过瘾。早先父亲很为我得意，他瞥见经常有人围着我奉迎，这中间，又有人对我毕恭毕敬，他认为我有头脑，有出息，很长他的体面。母亲却不怎么说话。过了些时间，两人都有些忧心忡忡。

有天深夜回家，天下着大雨，父亲窝在沙发里瞌睡，母亲坐在沙发的另一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膝上，像是有些不安。我换了衣服，在她身边坐下来。她显然有话要说，但似乎没想好怎么说。她犹夷由豫的，忽然说：“我们从地里出来不容易……我们不图闹热，图扎实。（那些人）跟我们无亲无端的，每天黏着……还不是想把你裹坏……你要是着裹坏了，我啷个办呢？”

我感觉可笑，笑母亲小题大做，也笑她没见过世面，不懂情面世故。这实在就是乐成呢。想不起当时我说了句什么话，母亲一听，忽然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从官渡滩出来，就要有官渡滩的样子……你想要学坏，不如回家跟我种地。”

如今想来，那个夜晚实在惊心动魄。她以一个母亲的直觉，敏锐地嗅到繁华处的危急，又以一个农妇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提示了我。而我却是后知后觉。我惊异于她的智慧的同时，也惊异于她的果敢和果断，以及她弃取进退的原则。

第二天清晨上班时，父亲送我上车。他说：“你妈昨晚没睡，哭了一夜。”我心田一惊，又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李虹不警惕得罪她了，大概是春雨调皮？”父亲说：“不是，儿媳跟孙女都好得很。你妈没文化，讲不出啥子道理。我也是诚实人说老真话：世上有两种大角（jué）色（酉阳话，狠脚色的意思），一种站得高，一种扎得深。我是个农民，也经事几十年，道理放哪里都一样——站得高的不如扎得深的。站高的时候有人捧……但我们不图豪富大贵，就图个扎扎实实。”

我急流勇退了。我调离先前那个炙手可热的岗位，换到另一家单位。新的工作寂静、扎实，但也非常艰苦。我非常卖命，同事们也非常积极。几年工夫，一个年收入一千八百万元的单位，就被我们拉扯成年收入二十八亿元的业内知名企业。三十五岁那年，我成了部里最年轻的正司局级向导干部，并且多次被评为先辈。

我在新的单位，数亿元的订单一笔又一笔地签。我的母亲在官渡滩的地里，苞谷、红薯、洋芋、青菜，一季又一季地种。秋日里，她提着竹篼在地里捡豆荚，豆子落进土里，她警惕地一粒一粒抠出来淘净、晒干。她跟父亲吃简朴的饭菜，穿质朴的衣裳，待人办事温静安详。父亲试图用一把苞谷籽和一筐苞谷籽跟她打比方，让她知道我为国家挣了多少钱。但她完全不得要领。在她有限的认知里，百元、千元乃至万元有多少，她是知道的。凌驾这个数，她就茫然了。

我们姐弟仨，哥哥跟我都很积极，姐姐也嫁到一个好人家，过得不错。每当亲邻奉承母亲有福气，母亲就安详温和地说：“几个孩子就是糊得上口。全靠地皮保佑，全靠你们大家担待。”

父亲向来像个干部。自从儿子当上干部后，他说话办事就更有干部派头了。母亲怕他说话得罪人，经常给他打圆场。哥哥有时候也不免急躁和粗暴，母亲就要批评，让他对人要和睦。我们给她钱，起先，她不要，说在官渡滩有钱也花不出去。但大家执意要给，她就收下，也舍不得用，全藏了下来，待孙子们有需要的时候，她又全拿了出来。村人和亲邻，不管谁有了难处，她看在眼里，都能有分寸、不伤人自负地给予资助。在官渡滩王家六十多年，她从没跟人吵过架，角过逆（角逆，重庆方言，闹纠纷的意思）。

她种出的粮食和瓜菜，一袋一袋地托人送往城里带给孩子们，新米、新豆、土豆、萝卜。吃不完的豆角、青菜，她晾干腌制成干菜、酸菜，带给我们。她知道儿女的胃，缅怀的还是故土长出的东西，她双手晾制的东西。这些东西温养慰藉了我们的肠胃，也塑造了我们的风致。无论走得再远、再积极，都不敢再轻狂了。

有一条航线穿过官渡滩上空。每每听到高空中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大地上的父亲和母亲就抬起头来，眼望着白鸟样的飞机越过官渡滩后山，向北飞去。父亲这时就会笃定地说：“到老幺那里去的。”母亲往往同意他的意见，重复道：“是到老幺那里去的。”

8

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经常肚子疼，每次发作，家人就给她吃子弹壳里的炸药，我们叫“药面面”。那时候，山里穷，也落后，人抱病，险些不请医生，也不买什么药治，唯一的药就是子弹壳里的“药面面”。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经常想起母亲的腹痛，想起她和村人每每因病痛吃下的“药面面”。炸药真能治腹痛吗？是由于它的名称里，有一个“药”字，村人就认它为良药？还是炸药里的硝有治疗作用？抑或，硝这个东西有麻醉功能，服下就能镇痛？小时候想到这事，以为非常神奇。成年后再想起，心田已经没有了神奇，只有悲怆。我只有一次次祷告，我的父母乡亲，他们由于病痛而多次服下炸药面面的肠胃，会坚固得如铜墙铁壁。

…………

转眼过了大半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北京处置惩罚事务。

9月14日，姐姐打电话，说母亲腹痛。我的心一下就狂跳起来。命运来向我们索债了。

姐姐在电话里继承说，母亲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告诉她，送到县里的医院查抄，初步诊断是结肠癌，晚期了……

母亲仍然积极地挣扎求生。但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医生善意地放弃了治疗，让我们带她回家。我们老家农村实验土葬，最怕“人死了被烧”。并且，一个有福有寿、儿孙满堂的人，是不能死在表面的，不然进不了堂屋。我告诉母亲“疫情又严重了”，在重庆怕被感染，先回官渡滩老家。她迷惑地看着我，像是不甘心，有些不舍，又不好不听我们的话似的，好一会儿，才颔首同意了。

临行前，我和女儿搂着母亲照了一张合影。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跟母亲合影了。女儿搂着奶奶笑得很甜。拍完照，她就跑到走廊止境啜泣不已。

从市里到官渡滩，车程有四个多钟头。那天我们开得很慢，上午十点出发，开了五个钟头才抵家。一路上，嫂子在旁边照料母亲。早先我们很担心她身体受不了，但还好，沿途只短暂苏息了三次。车开到我家对面柏树林的时候，嫂子问母亲到哪里了？母亲见立即就要抵家了，笑得很开心，那是她抱病住院以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车开抵家门口，我想把母亲背进家门，但她对峙自己走上去。亲戚们强作欢颜，聚在我家里欢迎她回家。她好像也受到鼓励，那天夜里在火铺上坐到九点钟，对来探望她的亲邻笑微微的，但已经没有什么精力说话了。

那以后，陆续有亲戚和朋友来探望她。她已经形销骨立，并且开始了最暴虐的疼痛。当疼痛来袭时，如烈火焚身，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牢牢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几天里，她痛的时间越来越长，隔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母亲能对峙到春节，大家陪她热热闹闹过个年。

1月9日那天，我要赶回北京处置惩罚一件急事。恰恰有位朋友弄了一条很大的甲鱼给母亲送过来。那天母亲精力不错，要我扶她起来到火铺上坐坐。我陪着朋友在火铺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在火塘里烤土豆和粽子吃。母亲斜靠在板壁上，安详地看着我们。

朋友让我吃一个粽子，我刚吃过早饭，不饿。母亲这时发话了，她说：“再吃一个吧，你自小就喜欢吃粽子，那时候难过吃到呢。从官渡滩到北京，路远，吃饱点儿，才禁得住冷。”我一直严酷控制体重，很自律。那天，母亲说完那句话后，我拍拍肚子，让母亲看：“妈，我一点儿也没长胖，对自己从不放松要求。哪怕是一个粽子。”她就不言语了。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关心我的饥饱冷暖。

9

1月18日清早，嫂子打来电话，哽咽着说母亲病危。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

母亲已经昏迷了。我俯下身握住她的手，高声地叫她，好半天，她才睁了眼，看看是我，艰巨地说出一句话：“搬盘你们了。”在我们老家，“搬盘”就是为别人奔忙劳顿、费周折的意思，相当于“给你们添贫苦了”，是含着愧疚之意的。

这是母亲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她全身的骨头硌得自己疼。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坐在床上，把她抱在怀里，她才好受点。疼痛袭来时，她又蜷缩起来，不住发抖。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散了，不知自己怎么才能活得下去。

我们抱了两天两夜。她一直深度昏迷，已到弥留之际。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轻得像羽毛，而魂魄正在抽离逃逸。我用脸反反复复蹭着她的脸，一声声叫她，想把她的魂唤回来。

1月20日半夜，她终于睁开眼睛，费劲地审察围在她身边的人，又看清抱着她的满脸是泪的正是她的小儿子，她费力地嚅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慢慢地，她眼角有泪渗了出来，最后流了满脸。

1月21日16时13分，母亲把身体留在我的怀里，魂魄升了天。我为她合上双眼。

10

她躺在黑漆的棺椁里，穿着绣了富丽花朵的黑绸裤衫。她的膝盖风湿消失了，偏头痛消失了，心口疼消失了，手臂麻痹消失了，腹痛消失了，她拼了命与之搏斗的癌也消失了……她嘴唇微抿，眉目安详，容颜沉静，像是出走多年，终于回到故乡。

葬礼那天清晨，我们跪伏在她的墓穴前，看着一铲铲黄土纷纷落下，把她掩埋。大地采取她的一位女儿回家了。这是人间播撒进大地深处的又一粒种子。从此她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与大地一起滋养和孕育，一同经历四季、雨水，一起承担耕种、收获，一起包容，一起忍耐，一起希冀。在她长眠的地方，会长出新的庄稼、草木，新的伤心和幸福，以此养育一代又一代儿孙。

…………

夜里，父亲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冷静地烧水、煮茶、吸烟、咳嗽，她不在父亲身边，为他烧火、添水、点烟，在他流着泪咳嗽时替他捶背。我坐上汽车开出家门，她没有在后备厢里装满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我习惯性地看后视镜，她没有站在路边望着我离去。大地采取了她，再不计划把她归还我了。我把父亲接到我身边，夜里我俩在灯下慢慢聊起她，却又感觉她就在灯影里冷静看着我们。

父亲像一棵树。山里的男子都像树，笔直，高挺，外壳粗糙，坚硬。没有什么能够摧折，除非砍劈。纵然与刀斧相遇，也会发出斫斫之声。与父亲们相比，母亲们则像是草本植物，像高粱、苞谷、小麦、稗子，乃至像丝茅。对，丝茅。丝茅最早出如今《诗经》里，厥后它又有了一个好听又好看的别名——苇，这些都让这种植物具有了古老又清澈的诗意。

但是，你若到了我们老家，在中国西南山地，在那些坡坡坎坎，在山坳，在岩脚，在林边，在地角，在河边，在路边，到处都长满了丝茅。你会发现，诗意跟丝茅一点儿都沾不上边。在我们那里，丝茅是很普通很猥贱的植物，漫山遍野都是。我们也不叫它苇，都叫丝茅。它茎秆粗壮，比芭茅高，叶片粗粝，叶边锋利，秋后连牛都不敢下口。隆冬里，丝茅独安闲地下蓄茎，春冻时醒来，静静冒芽，抽茎，拔节，吐穗，倾尽一生长出看不见的籽实。白露时节，满山芒穗，白茫茫一片。秋风起了，芒絮纷飞，让人落泪。它一生柔韧，沉默沉静，百折不回，干旱再久它也不枯，雨涝再深它也不溺。风暴来时，它伏下身去；风暴过后，它又挺发迹子。到老了，它顶着一头白穗，倒伏在地，最后腐朽在泥土里，孕育新一轮生机。

她就是大地上的一株丝茅，是我的母亲，讳名樊玉香。

在《大地与尘埃》里，我们读到一场漫长的告别，一场长期的爱与守望，一场对于心田安宁的寻求。作者以缓慢从容的叙述重返时间河道，在对流逝与永在、捐躯与原谅的探究中，终于获得魂魄的安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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