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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董竹君散文:半步桥四年 [打印本页]

作者: 丢那声    时间: 2022-10-9 03:10
标题: 董竹君散文:半步桥四年



(壹)
1968年12月6日,天色阴沉,令人烦闷。薄暮,狱警队长开门进来,板着脸吩咐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将发生什么事。我内心忐忑不安,打开行李把李蕴借穿的棉背心谢还了她。我的行李最简朴,狱中的被盖和一个小包裹而已。一会儿,狱警队长进来说声“走!”我把行李搭在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背面走出大门,见一大堆人将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们排着队,笃志开步鱼贯向前走去,经过几条弯曲的小径,到了一座楼房的大院,院里停了两部大面包车。领队人叫我们把行李放下,脸对墙站着,不许看院内动静。只听得:“快上车,快上车!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快拿着行李上车,上车后坐下,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乱看。听懂吗?”叽叽喳喳、乱乱哄哄的声音。12月隆冬,我仅穿着离家时候的薄毛衣裤、毛线背心、蓝布衬裤一套,面临墙站着,周身哆嗦,牙齿打战。约一小时多,领队人啼声:“转身!把行李拿好,上车!”车上无灯光,四周用黑布遮掩。我坐在行李上,车厢挤得满满。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阒寂无声,等待时间的已往,静听车子的行驶,任从管理职员的摆布。忽然车停了,像赶牛似的,有人大呼:“快些下车,快点!”薄暮已往,天色漆黑,约晚饭时间。下车后,已看不见什么,只以为是一大旷院,领队又喊叫:“排好队,拿好行李,不要说话,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携行李,两旁有人押着。在无灯光的黑夜里,大家低头默声在黑路里一个接着个地走着。走不远,只见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时,才知是电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声:“站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张名单,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董竹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单上挨次点看后,用手向左一指,大呼一句:“放行,已往!”我立刻追念到,当年在上海和大女国琼同去北四川路看苏联影戏《伏尔加河船夫曲》,影戏里贵族们被俘虏时,挨次受查抄的情景。绝未想到这镜头而今呈现眼前,轮到了本身。我当时一阵心伤,难以克制。接着进入楼房办公室,一个女查抄员,像欠她债似的板着脸叫:“站住!把内外衣裤全脱光!”接着仔细地翻看行李。查抄完毕便给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裤,受此人身欺侮已反复了,不由得老泪直流,此情此景终生难以忘怀!
  
犯人们各自急忙向指定的号子走去。这个号子的床板北京人称为炕床,连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间正好睡满。越日又添新犯二人,挤得我们只好轮流坐夜。白天大家面面相觑,各想各的。我彻夜难眠。
  
不两天,每到深夜总是听到从大门方向传来阴森森手铐、脚镣“克啷”、“克啷”的铁链声。如许接连好几天。我们号子里好奇的年轻人,不怕犯规,偷偷地爬上窗户边看边回头告诉我们说:“隐隐约约是有一个男的被押过来了!”有时也有女犯。原来大家挤得睡不好,现在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轻声细语讨论外面到底在干什么?为何每天都有新犯进来?刚进来的两个人侧头转身告急地看下门上小洞后,放低嗓门说:“林彪说和苏联要打仗了,他下一个号令就要大迁移。”另外一人说:“什么大迁移,还不是想趁此时机大抓人吧!”大家听了,叹口吻,不知所从。
  
越日又偷偷地评论,但都讲不出什么原理。一个新犯坐在炕板上,两手往膝盖上一搁,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问道:“你进这里来倒似乎蛮高兴。”“固然,你们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内,任何时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斗、挨打,不让你睡觉,逼供信、疲劳轰炸的可能。这里像保险箱,至少没有这些担心了。”不几天,这人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监狱调动号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会合伙做坏事。


(贰)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相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朴,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视管理。大门对面清闲上另盖有八间放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多米,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必要的桌椅等等都能取代。床前清闲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盖铝皮桶当马桶利用。睡时必须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团体放风返来时,队长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背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非常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答应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究竟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馒头一个。每周有反复小肉丁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马桶,都是犯人本身轮流做。按月一次团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薄暮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颇为告急。答应每月一次填写票据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朴的衣物和人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表情,常常受气,因而只好如许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本身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茅厕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时机,有一次,一个老犯人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另有影戏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听说因案情严峻,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听她进步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听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
  
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痹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天气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忽然又叫摒挡行李走。原来是变更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共住还很宽敞。固然人多,到底无炉火照旧受不住严寒。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在左右两张床间的清闲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摒挡好,坐在床板上,阒寂无声地等待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摒挡好了吗?”“都摒挡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告急的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情况,直到拂晓脚步声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下!”谁还能睡觉!厥后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鉴戒性高不高,是否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岂非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没有取暖和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得又多又好。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照旧以为比坐板床挨冻好。


(叁)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熟悉的。一个是未结业的大弟子,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非常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桶边刷个不绝,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身材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黝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象蛮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倾慕她,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材。同时也倾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出去劳动,标记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十岁,听说姓李,满脸横肉,笑时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留意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厥后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人的动作言行,打小陈诉“建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弟子、“特派员”、农村公社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忽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窝里,口里叫喊着黃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仓促敲门,叫:“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过练习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已往,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如许的疯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干部,蛮聪明醒目。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名顿开。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段,一双小脚,初看面貌还平和,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弟子俩总是战战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只管责骂,她根本不答理,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用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资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临墙角,我非常耐烦地将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食不甘味,幸而过了一星期我也被变更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早,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大夫进我们号子,叫一人填写票据,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本身的都填上。我拿过票据要填时,大夫说:“你们不消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厥后知道是大调动。我们见填票据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连续几天都是云云。当在茅厕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接纳的举措,是林彪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另有调到别处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守放松些,报酬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茅厕,但禁绝互相来往,禁绝离开号子。


(肆)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答应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弟子不守狱规,常常受监狱队长的责怪处罚。1970年2月初即农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庆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本领,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更缅怀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惦记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楚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活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如许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遭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如许惆怅?平常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期间的小悲剧,岂论男女老小大家挨到。这就是严格的实际。我在如许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


(伍)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材。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未答。团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倒也蛮有意见意义。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程度关系,无一次不是不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聚集在另一个号子里,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另有项劳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这些衣裤又脏又臭另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情况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严冬酷寒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美意劝我不要洗,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致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常常外出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陈诉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罪,空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茅厕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的夫人),每晨在茅厕里每每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忽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了两次,就便出了,办理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难友冯亚春,她是美意肠,趁和大家劳动的时机,拾拣垃圾中的彩色碎布、纸片,用窝窝头做浆糊,做了四十几个差别样式的小盒子,美意地分别送给共同劳动的犯人。有人打了小陈诉,说我们号子违背规章,搞小动作,做纸盒。凶恶的队长大发怒,恶狠狠地到号子总查抄,迫令我们把衣服脱光,连裤衩也要脱掉,我们件件脱,她们件件搜。查抄毕,大家赤身裸体站在一旁等待指示。我想,已往在功德林时同号人犯了狱规,大家都被责骂攻守同盟,狱监下令要我们面临墙壁,罚站一两小时,这次竟云云大查抄。唉!一会儿,狱监忽然一声:“穿好衣服去防空洞等待!”薄暮时回号子,我瞻仰上空,恰是日落鸟啼的景致,泪不自禁!进号子,见被褥、衣物整个被翻查得七零八落。何罪之有!该受云云人身凌辱?唯有忍气吞声,以待光明降临。
  
我们这号子里,犯人除我外,有冯亚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陈宝林。冯亚春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富有朝气。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陈宝林信任基督教。她们都是三十来岁人。李、陈二人不是政治犯,她俩喜好唠叨。我们四人相处和睦。我在狱中共五年,以后的两年,到了冬天因衣、裤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摇晃。美意的冯亚春先从李永惠那里借来一条棉裤给我穿上后,又向看守的队长那里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一大把,用了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把我脱下的薄棉裤絮厚了,给我穿上。为此,她受了狱监队长的詈骂,但她绝不在乎。此后,又从我的棉被里撕出些棉花,给我絮了棉背心的后身。冯亚春难友助人为乐极其慈善、诚挚,是位令人尊重的女性。她给我以济困解危的难友感情,使我铭感五中!祝她康健长命!李永惠难友不仅借给我棉裤,且有天,我在号子里的便桶上因头昏起不来了,承她给我擦了大便。她见大便玄色,把她吓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说玄色大便不好。我从她的模样外形上觉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并不害怕。过几天,我照样读书看报。李永惠难友现不知在那边?我对她这番热诚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怀!并祝她康健长命!


本文选自《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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