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峯言峯语

澳门，在明朝的时间叫“壕境”，也叫“壕镜澳”。

各人平时吃的生蚝，古代也叫“生壕”，“壕镜”本来说的是壕壳上一处很光滑的地方，因为它又平又滑像镜子似的，所以就叫“壕镜”。那壕镜澳，就是因为当地的地形像“壕镜”才得了这个名，明朝的人有时间也把它叫做“香山澳”。

这地方之所以还被叫做“澳门”，是因为，“澳”就是泊船的口子。这个澳有南台和北台，“台”，就是山。两座山对着，立在那儿就像门似的，所以就叫“澳门”。

不过，澳门在英语里叫“Macao”，在葡萄牙语里叫“Macan”，白话叫“马交”（读音是“马考”），这又是咋来的呢？

原来，葡萄牙人刚到澳门的时间，看到有座大庙，当地人叫“妈阁”，也就是妈祖庙。

“妈阁”这个词是从“娘妈角”庙变音来的，葡萄牙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就用白话答复说是“妈阁”，葡萄牙人就认定这个地方叫“Macan”。

在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 1553 年的时间，有一群葡萄牙人在澳门停船靠岸，假装说是外国来纳贡的使者，还说因为海水把要纳贡的东西弄湿了，盼望当地的官员能让他们上岸晒晒。

那时间在澳门能做主的是明朝的海道副使汪柏，他收了人家的宝贝和银子当贿赂，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要求。

就这样，葡萄牙人在这上岸了，开始是搭那种帆布帐篷，后来越来越过分，又是运砖又是搬瓦的，把房子聚在一起形成村落，逐步地把规模扩大了。

一开始的暂时帐篷，逐步酿成了永久住的地方。

实际上，那时间汪柏正奉命在附近剿灭海贼而且驻军，他心里明明清晰这伙人就是朝廷特别特别痛恨的“佛郎机”，可收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服务，就告诫他们万万别对外说自己是“佛郎机”。

只要能得到长处，就算让自己叫啥都行，葡萄牙人当然马上就答应了。当时他们还真的挺低调的。

没过多久，这些洋鬼子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那一伙人给出卖了，给明军透风报信，让汪柏一下子就把何亚八的海盗组织给剿灭了。

因为这个，汪柏更觉得自己用的离间分化这一招很管用，就下令完全准许葡萄牙人留在当地。

另外一方面，这些葡萄牙人能给嘉靖帝进献拜道用的龙涎香，平常也按照规定交纳税银，这就让明朝地方当局觉得他们“有用”。

特别要说的是，葡萄牙人个个都是贿赂的行家，洋烟、洋酒、洋尤物，再加上海外的奇珍异宝不停地往当地官员的衙门里送，明朝的父母官员们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占了自制还卖乖，从 16 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 18 世纪的冯秉正这些人，都说澳门是中国政府因为嘉奖葡萄牙人帮助驱赶海盗送给他们的。

后来，谁人心怀不轨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叫他藤田王八还差不多），装模作样地研究了一通，然后宣称葡萄牙人确实帮明朝镇压了“张四老”海盗。

但是，把中国的史籍翻了个遍，压根就没有“张四老”这个人。谁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就更搞笑，他所谓的“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这简直是乱说八道，年代和人名全都搞错了。

但是，说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拓林澳那一带的明军水兵发生了兵变，这都威胁到广州城的安全了。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想显摆显摆，自动跟明政府的父母官员请求，让他们去当“先锋”，去攻打那些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用招抚的名义，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给镇压下去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够坏的，落井下石。

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起攻击，葡萄牙人的商船在一旁放炮“声援”，还又摇旗又呐喊的，起到了“恐吓”的作用。事后，他们还大吹大擂，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在事前，为了能把各方气力调集起来安定叛乱，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这可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而是私下里答应给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不用交税。

葡萄牙人仗着自己有功，不但是头目不交税，连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把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给触怒了，把澳门进出的海路给堵住了，不让船只进出。

一看捅出大篓子了，葡萄牙人又不敢跟明军来真的，只好服软，志愿交税，而且交的税比以前多一倍。

俞大猷这边，其实老早就把澳门的葡萄牙人当成眼中钉了。

同时，他对父母官纵容葡萄牙人盖房子建成村子占了一块地方的做法特别反感，都预备集合兵力把他们赶走了，但是没多久他因为在明朝朝廷里有人陷害丢了官，这事儿就没办成。

葡萄牙人想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打着帮忙剿灭有功的名头，派使臣去北京。

这一回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的音译），还说已经“吞并”了满刺加，现在取代满刺加来纳贡。

明朝人从来都没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没有证明，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通过。

明朝官员看穿了他们就是那种“高兴的时间像人，生气的时间像野兽”的佛郎机人，坚决拒绝他们来纳贡。

葡萄牙人讨好巴结了半天，连给天朝当孙子纳贡的资格都没捞着，只能没精打采地回去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在海上刚崛起的荷兰，有二百多人分别乘着两艘兵舰，突然就出现在了澳门海面，跟葡萄牙人像狗咬狗似的打了一仗，结果失败逃走了。

荷兰的水师司令（Nan Waerwijk）气坏了，带着一支大型舰队来攻打，没想到碰上了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缓了口气，突然看见从福建方向驶来了几十艘明军的巨舰，荷兰人吓得赶紧逃跑。

颠末这一仗，澳门的葡萄牙人找到了捏词，说是要防御荷兰人，就在当地开始构筑炮台和围墙之类的工事。

这可把当地的中国人给气坏了，民众自发地行动起来，先是把耶稣会士构筑的堡垒一把火烧了，还随处传说“佛郎机人”要造反叛乱。

葡萄牙人被吓得不轻，赶紧派人带着很多多少宝贝到广州去处当地官员赔不是，还一个劲儿地说葡商都是大大的良民，绝对没有造反的心思，这事儿才算逐步平息了。

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当两广总督的谁人大贪官戴耀，总是对葡萄牙人迁就放纵，结果让澳门的葡萄牙人趁机发展起来，偷偷占据澳门都成了究竟。

后来，张鸣同接着当这个官，照旧迁就着他们。他主要就是恐吓葡萄牙人别把倭寇引到广东来，要是敢这么干就严办。

他还放狠话，说葡萄牙人要是再掳掠人口拿去贩卖，就把他们从澳门赶走。究竟葡萄牙人做买卖已经赚了很多多少钱，这才收敛了不少。

但是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往后，葡萄牙人就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弊端，打着修缮“旧修建”的名头，大规模构筑炮台。

葡萄牙的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心高地的三巴炮台弄了个“总署”，那架势就跟在表面另外有个国家似的。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开始，东北那里的满洲努尔哈赤强大起来了，辽东也沦陷了，明廷的注意力就转方向了。

大臣徐光启自己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还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那些“教门兄弟”买大炮。

天启初年的时间，明朝人又琢磨着“以夷攻虏”，就在澳门招募了二十四名葡萄牙人当雇佣兵，打算让他们带着大炮去东北帮助打满洲人。

搞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个人还配了两个中国仆人来伺候着。

他们走到半道儿，刚到南昌，就因为朝廷里头很多多少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帮家伙又被原路给遣送回去了。

可气的是，他们啥也没干，白白骗走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的地方政府也挺故意思，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费用。

那时间的葡人还害怕大明的威风，只能咽下这口闷气吃个哑巴亏。究竟他们听从明廷的驱使，又派人又送东西的，中国官员从这以后就不太防备这些葡人了，结果让他们加快了在澳门的“谋划”。

从 1580 年开始，葡萄牙本国国内那是衰落得不行了，成了西班牙的附庸，被人家拽着去跟荷兰、英国等国家恶斗，老百姓累得不行，钱也泯灭光了，很多多少海外殖民地都被别的国家抢走了。

所以，母国这么疲弱，在澳门的葡人也没什么底气。他们占着澳门，也就低调了不少，对当地也就是偷偷占据罢了，没敢再弄出大的事端。

时间一每天已往，一下子就已往了好几百年。也不知道葡萄牙的蛋挞，在谁人时间有没有被咱国人的口胃接受。

欢迎各人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假如觉得文章写得还不错，可以点击关注，每天禀享风趣的历史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