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团结六尺巷汗青文化片区建设，打造六尺巷廉政教导基地。图为六尺巷。（视觉中国供图）

2024年前三季度，天下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题目（下称违反规定）总数已高出2023年全年的107547起，也高出了此前的最高记载——2019年的136307起。

2024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4年9月天下查处违反规定的汇总环境。

这是一连第13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数据表现，当月天下共查处22313起违规题目，而2024年前三季度共查处141245起。

“数据既反映了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传授代凯告诉南边周末记者，“也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所针对的不正之风的顽固。”

统计口径三次大幅调解

代凯长期关注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环境。2019年，他刊发论文，分析了 2013-2018年中纪委公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月报。论文统计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那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才首次公布了违反规定的数据陈诉，此后从未间断。

根据官方说法，创建违反规定月报制度是为了及时把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环境。

2012 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简称中央八项规定）。此后，各地陆续订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系办法，包括防范、治理公款大吃大喝、相互宴请，公款旅游或变相旅游等，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题目和案件举行转达。

但这个规模有多大，哪些题目范例较为突出，涉及哪种级别的干部较多， “一时半会大家都不把握，所以就希望有关部分能公布天下的数据”。代凯表明，只有对腐败的现实状况举行准确测量，科学估算腐败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才可以或许使反腐败工作走向深入和彻底。

代凯记得，中央纪检监察部分最初公布的月报中，人员分类仅有地厅级、县处级和乡科级。直到2013年11月的表格中，才有省部级官员这一项。

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是公开转达中第一个因违反规定被处置惩罚的省部级官员。据 2013年12月的官方转达，当年7月23日，付晓光携带支属旅游，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最终付晓光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由于他违规被发现的时间在 11 月之前，所以2013年11月的月报中，数字为0。但中央纪委每次还会转达“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体环境，时间跨度更长，此中省部级干部被查处的环境是“1”，就指付晓光。

月报的第二次显着变化发生在 2015 年 1 月，去掉了“违反工作规律”项目，增长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项目，将“公款大吃大喝”改为“违规公款吃喝”,将“收送节礼”改为“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在代凯看来，这些变化是为了统计汇总数据更加科学明确，聚焦突出题目

事实上，在这期间，表格对“其他”的界说范围也有调解，好比2015年将“违规进入私人会所、向导干部住房违规”等也纳入了“其他”范围。

2019 年 12 月，月报的统计口径再次迎来了重大变化，把题目范例分成了两大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题目”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题目”。

四川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告诉南边周末记者，此次调解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摆设要求，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单薄环节严查享乐、奢靡题目。

“这个统计系统只有中央可以调解，所以每次调解都是中央意志的体现。”他举例说， 2019年被中央定为“基层减负年”，那么在月报调解中就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种别细分了文山会海的题目。“公开数据转达也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告急举措。”

在他影象中，此次调解还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变动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这是因为在2019年下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使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题目作为了专项整治的内容，“这体现了数据指标‘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

数据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分析：1、虽然 2013 年9月才第一次有了月报，但2013 年 12 月月报披露了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数。2、2014 年代报中同样统计的是实施八项规定以来的数据，因此本表格计算了 2014年 1-12 月的数据总和。3、2014 年后月报均调解为单年以来的数据综合，不再统计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数。）

告急分界点

有观点认为，月报中数据的每一次变动直接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结果。数量增长，分析实施结果并不好。

但在受访的研究者看来，案件的统计数量告急反映的是腐败被查处环境，体现的是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无法直接反映腐败状况的现实变化。

数据变动趋势受许多因素影响。比方政策的“时滞”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传授汪波是最早研究月报的那一批学者。据他分析，政策执行通常经历规则订定、开端执行、观望、全面贯彻和治理成效初显五个阶段。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流程（2013-2015年）符合这一规律：起初，部分干部持观望态度。中期，随着中央态度更加明确，查处力度加大，违规人数增长。后期，政策威慑结果显现，违规案件开始减少。

与之相应，查处违反规定题目数量与人数的变化趋势在2014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后，2015年有所回落，此后一直相对稳定。

2019年是告急分界点。 2019年从前，每年查处的题目总数都在7万起以内，此后除了2022年是95376起，别的年份都高出10万起。

代凯分析， 2019 年统计口径的调解，直接影响了数据的异动。“因为覆盖范围更为全面，数字自然就变大了。”

但另一方面，也和查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关。比方纪检部分滚动式办案、纵深推进，发现了许多之前被忽视的题目。

力度的传导自上而下。2017 年 9 月，在中央八项规定执行 5 年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五年来中央八项规定执行环境的陈诉》，此后成为惯例。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后，政治局也审议了干系陈诉。

一个更显着的变化被学者所关注。违规行为在检察、审理、处分决定等执纪文书中的排序，即排在“违反政治规律”之后、“违反组织规律”之前。“据说有指导性意见和规定。”有学者向南边周末记者透露。

这一说法在宿迁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陈明玉处也得到了证实。他在论文中提到，从公开转达中可以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已经成为和《中国共产党规律处分条例》中所规定的六类违纪行为(政治规律、组织规律、耿介规律、群众规律、工作规律、生活规律)并列的一种违纪形式。

到了2024 年前 9 个月，查处违反规定的总数和人数均创下新高。中国人民大学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向南边周末记者分析，此中一个因素可能和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规律处分条例》有关。

新修条例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题目，完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增长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如今的统计覆盖了已往未纳入的行为。”毛昭晖说。

别的，在毛昭晖看来，数量增长也反映出中国反腐的制度建设仍需进一步深化。“反腐夸大惩治和防备并重。现在可能侧重整治，但防备性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他说。

违规发放福利，居高不下

南边周末记者从多位市级纪检干部处了解到，统计系统将省市县各级数据买通，每月各级按要求上传查处违反规定的数量和人数，层层上报。

通常，各层级的党风室负责考核本级数据。在他们每月提交的数据中，尽管偶然受到统计口径和覆盖范围的影响，但有些违反规定的行为始终在高位运行。

代凯在研究中发现，2014—2018年共查处违反规定的题目总数约为24.6万起，均匀每年4.9万起，此中最为突出的范例为“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约为4.7万件,占题目总数的19%。

2019 年代报统计口径调解以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比重依然较高。东南沿海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告诉南边周末记者：“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的格式许多，好比降温费、误餐费、评审费、考核费等多种，一些单元通常是自行订定赏罚办法发放补贴。”

上述干部先容，违规发放福利比重居高不下，和津补贴标准没有及时跟进调解有关。在经历一轮专项整治后，从2020年开始，该范例的查处比重有所低沉，2022年和 2023 年一连两年，题目数量控制在1万起以下。

代凯在和纪检干部的交换中得知，当前，有关部分对钱的使用要求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规范。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也是查处题目的重灾区。代凯分析，这三类题目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小事”，且与其切实长处关系细密，因此才体现得尤为显着。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种环境的持续存在反映了更深条理的社会文化题目。

汪波的研究指出，违规吃喝、收礼等腐败题目深嵌于中国人情社会布局中。即使表面腐败行为能在特定时间内得到克制，但情法不分的人情社会基础牢固存在，并导致腐败反弹。

而这些违规题目当前改头换面，更加匿伏。为此，四川省在 2024 年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四风”顽疾。

前述四川某地级市纪检干部说，他感受最深的是有些单元躲进内部食堂、培训中心等匿伏场合违规吃喝，在现实监督中较难发现。而违规吃喝题目与违规收送相生相伴，经常同时发生，在年节假日尤为突出。

对此，毛昭晖建议，一方面加大治本的力度，从干部“不想腐”和“不能腐”方向动手，加强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到，这些题目的办理不可能一蹴而就，须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会从量变到质变。

南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边周末实习生 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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