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坤 | 北京报道

近期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经济数据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2022年上半年，天下GDP同比增长2.5%，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江苏（1.6%）、上海（-5.7%）、广东（2.0%）上半年经济增速落后于天下平均值，浙江（2.5%）与天下平齐，只有福建（4.6%）逾越天下平均值。

上述东南沿海5省市占天下GDP比重凌驾1/3，其经济增速天然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在天下各个经济、财税总量数据中占比较大，比年部分数据的占比还有继承扩大趋势，也让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差距频频成为热门话题。

如何看待东南沿海经济大省本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速构建天下同一大市场、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经济大省怎样带动其他省份协调发展？如何继承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多位地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范畴专家。

东南沿海经济增速慢下来了？

影响因素：自身规模、疫情、国际形势、财产转型

对于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专家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

“本年外部影响其实重要就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加息，一个是俄乌辩论，对吧？”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认为外部影响并非重要因素：美国加息在短期内导致全球经济有阑珊的迹象，但并未大幅影响中国出口；俄乌辩论导致大宗商品代价上涨，但大宗商品对中国总本钱的影响其实并不像各人想象中那么大。

苏剑认为，沿海经济大省增速低于天下平均值，重要原因是自身规模大，其次是受疫情影响。

“首先由于发达省份已经高速增长多年，规模越来越大，速率天然会降下来，有这么个趋势，就算是没有疫情，也一般会低于天下平均值；其次，确确实实这些省份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最显着就是上海。”他说。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则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厘革在挤压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中美经贸摩擦就好坏常显着的厘革”，我国的劳动力本钱、地盘本钱以及环保门槛都在大幅度提高，靠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难再持续，而且一部分产能已经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对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影响较大。

华东师范大学都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则认为，影响东南沿海省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是财产结构转型；第二是西方对中国战略新兴财产的打压，这些财产在东南沿海省份发展较快；第三才是疫情的冲击。

“财产转型升级是最关键的。”曾刚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财产结构调整力度还是很大的，比如从前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财产，向本地省份、东南亚转移力度很大，其规模大幅萎缩。这些传统财产从前在东南省份占比较大，大规模外迁以后，无疑会使得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速慢下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捐躯一些地方经济增长速率，但这是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阶段，是成长的烦恼。”

不是对抗，而是互助

沿海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理所应当

险些全部讨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经济差距的帖子下面，都有各地网友的争论，常常还带着火药味。比如，沿海经济大省的一些网友认为，经济大省不停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为不发达省份“输血”，乃至认为是少数经济大省“养活”了其他众多省份；而其他省份的一些网友则认为，经济大省“占了政策的便宜”，还“吸”走了劳动力、资金、能源等各种资源，应当多负担一些带动其他省份发展的责任。

“许多网友可能受到一些统计数据和感情的影响，现实上许多认识是禁绝确的。” 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如果算账的话先要算汗青账，改革开放初期，其时中西部生产的煤炭、电力等生产要素代价都是按计划价提供的，东部生产的消费品按照市场价进入市场，直到现在能源的代价仍然由国家控制，这无疑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带来很大的优点。”

肖金成认为，东南沿海的发达，除了临海的区位优势，也确实离不开政策的倾斜，“没有对外开放，不搞国际贸易，不吸引外资，沿海地区还有没有优势？为什么4个特区都在东南沿海？14个开放都会也在沿海？就是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中西部发展。因此沿海地区带动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是理所应当的。”

“天下一盘棋的意义就在于有的在生态上作贡献，有的在经济上作贡献，西部地区生态比较脆弱，保护生态就是在作贡献。”肖金成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南北互助模式是“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南边的粮食运往北方，北方的煤炭等资源运往南边，现在，东北的大米和玉米要运往南边，由于南边大量的地盘用于工业发展、都会建设。“这也是天下统筹，一个省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曾刚认为，东南沿海与本地之间更多是一种互助关系，本地为东南沿海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品市场，但反过来，东南沿海也为本地提供了输出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的市场。与进口相比，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能源并不具备代价和风致优势。

“像西南一些省份，在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地方收入不是来自省内企业的经营，而是来自家乡农夫工基于省外打工的汇款。对许多农夫工而言，在家乡不能充实就业，低效就业，还不如去沿海打工，把钱汇返来，这样不是更好？”曾刚说，“通过各省份之间职员、商品交换，让比较优势充实发挥，这不仅提高了总体效益，而且还实现了互助共赢。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我跟你来往我亏损的征象。”

让市场来设置资源，让各地良性竞争

担当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差别省份之间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让市场在资源设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是要构建天下同一大市场，让生产要素可以或许自由流动，然后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代价，这样当然就不存在‘谁养活谁’或‘谁占谁便宜’，差别省份之间的关系就理顺了。”苏剑说，他认为加速建设天下同一大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设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人力、资源等要素流向，会在各个省份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关系。“这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用人情况不好，大概商业情况不好，企业不愿意投资就走了，这就逼着各地改善自己的营商情况和用人情况，把各种制度建设好。如果非要把要素流动限定住，一些地方可能缺乏改善营商情况的动力。”

苏剑认为，在市场设置资源的过程中，当局在该干预的地方也要积极干预，比如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公路、铁路等基础办法建设上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等。

在德国生存过多年的曾刚，用二手车交易的例子说明天下同一大市场还应加速构建，“在德国不消的汽车可以卖到非欧盟国家土耳其，交易非常轻易，没有一点问题。而在国内，至少在前几年，上海买的车到安徽或浙江上牌，大概二手车跨省交易，还好坏常困难，各地对当地市场准入的限定政策、排他性措施不少。”

在曾刚看来，现在各省份之间的经济交换和融合还不充实，一些地方保护或行政界限分割有待冲破，“比如西南某省有些中草药生产，如果按照‘揭榜挂帅’来运营，谁干得好就交给谁干。服从会高许多。现在只是做到了省内‘揭榜挂帅’，而没有做到国内各省份之间相互‘开放’、服从优先。”他认为，上海浦东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由于其时在天下雇用干部和工作职员，昆山和深圳快速发展的秘笈也在如此。

单纯看经济总量比例并不全面

协调发展也要看人均指标

如果各类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会不会进一步向相对更发达的东南沿海经济大省聚集，在东南沿海形成更多超级都会群，而西部欠发达省份会愈发地广人稀？

肖金成认为，这种趋势非常显着，而且不轻易改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各类总量经济数据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这也符合空间经济学原理。

但他同时认为，看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不能将之简朴明白为GDP和人口总量的趋同或占天下的比例趋同，“不能将协调简朴明白为平均，追求经济总量或速率，你发展多快我发展多快，你占比多少我占比多少，更要器重各省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厘革”。

“发展经济离不开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流动会带来人口的厘革。经济要素的集中和人口集中应是同步的，GDP占比高的省份，人口占比也应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人口流出的省份人口少了，人均GDP就会提高。这样各地区人均GDP的差距会趋向于缩小。同时，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程度，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与东部沿海地区根本均等，这样各地区就实现了协调发展。”肖金成说，“现在的问题是劳动力转移没有带来人口的同步转移，农夫工的眷属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还留在原籍，造成GDP和人口的不匹配。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农夫工也没有享受和当地居民根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苏剑也认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要素很可能会进一步往东南沿海聚集，但他也同时提醒各人不要只关注各省份总量数据，“欠发达地区的人迁移到了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然后地盘资源和其他天然资源是动不了的，对吧？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均天然资源就增加了，所以你要是看总量的话，这些中西部省份可能占比降落，但你看人均GDP的话，他们可能上升了。”

他认为，西部一些地区淡水资源太少、生态脆弱，发展工业轻易破坏情况，人口迁移之后，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多，发展旅游业更轻易富起来。

曾刚则提醒各人，不仅要关注省与省之间的协调发展，也不要忽视省内差别地区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一些欠发达省份同时也是产粮大省份，如果能通过乡村振兴让农夫富裕起来，通过财产现代化改造让欠发达地区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天然也有助于解决差别省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责编 | 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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